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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六祖慧能

佛教有个不成文法,即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传法纪录才能称之为“经”。在我国宗派林立、高僧辈出、著述繁富的佛教史上,却出现了个独一无二的例外——唐代僧人惠能的讲经语录被尊为“经”,名《坛经》,亦称《法宝坛经》或《六祖坛经》。更为甚者,这位被奉为禅宗六祖、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的惠能,据说原先仅是个不识字的樵夫。


惠能俗姓卢。其父卢行瑫,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原为官吏,被贬谪到岭南,作了新州(今广东新兴市)百姓。惠能三岁时父亲去世,因家境贫寒,稍长他就以采樵卖柴为生。他虽不识字,却悟性极强,一天他听到有人念诵《金刚经》,心中便豁然开悟,发愿要学佛。二十四岁时,他辞亲离家,从岭南往蕲州黄梅(今属湖北省)参拜弘忍和尚。

弘忍是佛教禅宗第五祖。南朝梁武帝时,菩提达摩由天竺来华传授禅法,经惠可、僧灿、道信,到弘忍已是五世。惠能来到黄梅东山寺拜见五祖。五祖问他来自何方、想作什么?惠能回答:“我是岭南新州的平民,远来参礼师父,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说:“你是岭南人,又是未开化的山地人,怎么能够成佛呢?”惠能回答:“人虽有南(指未开化)北(指已开化)之别,然而佛性本无南北之分呀!人的身份或有不同,难道佛性也会有差别么?”一番晤对,五祖感到惠能聪颖异常,是个大根大器之人,就先让他去后院做工。惠能被安排做劈柴舂米等劳役。

大约过了八个月,一天,五祖忽然见到惠能,说:“我认为你的见解很有可取之处,但是顾虑到会有恶人起嫉妒心害你,所以不与你多讲话,你知道我的用意吗?”惠能答:“弟子体会师父的意思,因此不敢到师父的方丈室前,防备被人察觉。”

不久,五祖为考查弟子们对佛教义理的理解程度,命寺僧们作偈语。五祖的大弟子、身为教授师的神秀在廊壁上写下这样一首偈颂:“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五祖见到此偈,令门人们持诵,并说“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尚未剃度为僧的惠能听到了神秀的偈语后,也作了一偈,因不识字,请人代书于壁上,其偈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弘忍内心对这一偈词非常赏识,但是表面上却很淡然,他暗示惠能夜半三更到方丈室,把祖传心法和衣钵授予惠能。惠能由此成为法裔相传的禅宗六祖。“继承衣钵”这个成语就是由禅宗的传承方式产生的,但是,惠能以后只传心印,不传衣钵。惠能得到衣钵后,连夜离寺回到岭南。

惠能在岭南为等待弘法的机缘而隐居了十五年。一日,他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听他这一讲,大家非常惊奇,印宗法师觉得惠能“定非常人”,于是反执弟子之礼,求教佛法真谛,并为他剃发、授具足戒,惠能正式成为僧人。后人说,惠能大师是“先成佛祖,后落发为僧”。

次年,惠能移住曹溪宝林寺,开讲佛法三十余载,名声远播。其时,女皇武则天和唐中宗皇帝两次派遣宫中内侍奉诏书迎请惠能到京城,皆被惠能婉言谢绝,只得送给惠能磨衲袈裟、水晶钵及钱帛等供养,并敕令韶州刺史修饰宝林寺,赐额曰:“法泉”,把惠能在新州的旧居改建成寺,赐名“国恩寺”。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惠能坐化于国恩寺,年七十六岁。元和十年(815),宪宗皇帝追谥惠能为“大鉴禅师”;宋朝太宗、仁宗、神宗等都曾为惠能大师加谥号。六祖惠能圆寂后,他的金刚不坏真身(肉身)供奉在广东韶关南华寺,至今已有1300年。


毛泽东曾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读过数次,它能引起博通今古的一代伟人的重视,必然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

《坛经》是惠能的弟子法海等人记载的惠能的言行录,基本上反映了惠能的思想。该书约三万字,分为(行由、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十品。开篇记述惠能应韶州刺史韦璩之请,从曹溪到韶州城内大梵寺进行的一次传法活动。接着是传法记录,这是全书的主体。该书还记述了惠能平日向弟子们传法的要点,介绍了惠能圆寂前的遗嘱及其真身供奉等情况。

《坛经》的核心思想是“自性即佛性”,这个“佛性论”贯穿全书。惠能说:“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能生万法,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不过是由自性幻化而成,或说是佛性的表现。而佛性就在人的本心自性中,“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即佛性)本清净,本来是人人皆可成佛的,“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

由此惠能提出“识心见性、顿悟成佛”说。所谓“顿悟”,就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教的传统说法是,经过长期修习才能逐步把握佛理而成佛。惠能则从他的佛性论出发,主张修习无论长短,只要能破除心性上的锢蔽,一旦领悟即突然觉悟佛性便可成佛。传统佛教讲究读经;惠能认为“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传统佛教讲布施、造寺、供养等修功德;惠能认为修福报不是功德,只有觉妄归真、了悟自性才是功德。传统佛教讲念佛往生西方;惠能则问“东方人遭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遭罪,念佛求生何方?”其实,“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没有此岸彼岸东方西方的区别。传统佛教讲定慧双修由定生慧、讲坐禅功夫;惠能则说定慧一体、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只要不起妄念,不乱自性,行住坐卧皆是坐禅,如此等等。惠能这些与传统佛教不同的创见,使原本繁文缛节的修持方式简易化,这不仅是修行方法的重大改革,也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标志。迷信不可取,信仰不可无。这种简易方式,适应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条件和解脱愿望,称它是“劳动人民的佛经”,盖缘于此。这也是禅宗能够延绵不绝,成为佛教主流的重要原因。


常明居士在《话说六祖》中对惠能传奇的一生作了精练的概括。他说:六祖惠能是“先悟佛道,后入佛门”、“先成佛祖,后落发为僧”、“下下人有上上智,留下惊世之作”。

毛泽东指出:“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

《坛经》这部中国特色的佛教经典,以其“佛性论”为世界观,“顿悟说”为方法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毛泽东语),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

惠能的讲经语录《法宝坛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非常深远。著名学者钱穆认为:“唐代之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惠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可以说,惠能不但是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的宗师,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精英,文化史上的奇才。因此,惠能与老子、孔子并称,尊为中国古代的三大思想家,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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