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涿州市东城坊镇西沙沟村北的北拒马河河床内出土了墓志铭一盒。墓志铭为大理岩质，正方形。志盖为盝顶形，每边长123厘米，通厚24厘米，侧厚12厘米。四斜面阴刻手执笏板的十二生肖神像，四角为折枝牡丹纹，刻工精致，中间竖刻篆书2行4字 ：“梁公墓志”。志石正方形，每边长121厘米，厚22厘米。正面四周圈刻缠枝花卉纹，中央阴刻楷书汉字志文45行，满行45字，共计1906字。志文首题“大辽故推忠同德功臣、崇禄大夫、尚书左仆射、知中京留守大定尹事、柱国、安定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贰伯户、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曰贞简梁公墓志铭并序”。原石现陈列在涿州博物馆《涿水长歌》展厅。
据志文所述，知墓志主人为辽朝宰相梁颖。
梁颖虽然贵为宰相，但《辽史》并没有为他立传，仅有两条关于梁颖的记载：大康七年（公元1081年）十一月“丁亥，（道宗）幸驸马都尉萧酬斡第，方饮，宰相梁颖谏曰：‘天子不可饮人臣家。’上即还宫”。大安二年（公元1086年）五月“戊寅，宰相梁颖出知兴中府事”。辽代碑刻中有关于梁颖的记载也不多。仅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中有几条提点刻经的题记而已。例如刻于大康十年（公元1084年）的《宝星陀罗尼经》、刻于大安元年（公元1085年）的《善思童子经》和刻于大安二年（公元1086年）的《持世经》题记均有“推忠同德功臣、崇禄大夫、行刑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事、知枢密院事、上护军、安定郡开国侯、食邑壹千户、食实封壹佰户梁颖”。刻于天庆八年（公元1108年）《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有“相国杨公遵勖、梁公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跌”。《梁颖墓志》的出土，等于为《辽史》增加了一篇梁颖传。对《辽史》多有补正。例如《辽史》卷二十一道宗本纪一清宁元年条称“是年，御清凉殿，放进士张孝杰等四十四人”。“御清凉殿，放进士”这两句话虽然没有主语，但由于此事是记在道宗本纪的清宁元年，很自然让人理解为主语是辽道宗。《颖志》的记载使这一问题变明确。《颖志》称“重熙二十四年，兴庙御清凉殿，以三题考群进士。公所作合格入选，中得进士第。试职于外，以干济闻。”“兴庙”代指辽兴宗。原来“御清凉殿，放进士”的不是辽道宗，而是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公元1055年）即清宁元年。该年八月己丑（初四日），辽兴宗“崩于行宫”。同日，辽道宗“即皇帝位于柩前”。同月“辛丑（十六日），改元清宁”。按着《辽史》的体例，“放进士”的记事往往置于岁末，遂把辽兴宗“放进士”的记事置于道宗本纪一清宁元年条而造成理解上的错误。幸亏有《梁颖墓志》出土，才把此事说的明明白白。不仅使我们知道“御清凉殿，放进士”的是辽兴宗，还知道辽兴宗“以三题考群进士”，在录取的四十四人进士名单中，除了张孝杰之外，还能加上梁颖
《颖志》称梁颖由于本身“勤干”，又得到执政者杨皙和姚景禧赏识与提拔，十四年内十三次升迁，再经过“四迁”而升至枢密副使。最后升至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在契丹族为统治民族的辽朝，作为汉人的梁颖可以说仕途通顺。
清宁九年（公元1063年）至大康六年（公元1080年）的十余年间，辽朝发生两次重大事件。一为清宁九年的皇太叔耶律重元的叛乱；二为大康元年（公元1075年）宣懿皇后被奸臣耶律乙辛集团诬蔑与伶人赵惟一通奸而赐死的冤案。辽道宗在平定了耶律重元集团的叛乱之后，对于参与平叛的耶律乙辛特别信任，遂使耶律乙辛“拜北院枢密使、进王魏，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师。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张孝杰是耶律乙辛奸臣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辽史》奸臣传中第一名是耶律乙辛，第二名就是张孝杰。《颖志》中的耶律英弼不见于《辽史》。有的学者认为他应是《辽史》中奸臣耶律乙辛的汉名。
《颖志》还记录了辽宋之间的领土之争。辽统和二十二（公元1004年），辽宋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盟书规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搔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萁，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依据盟书，辽宋之间本来没有什么领土之争。然而辽朝却屡次借故挑起领土争端。辽兴宗于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使宋，索要前朝后周世宗柴荣从辽朝夺取的瓦桥关以南的十县地。结果以在澶渊之盟规定的宋朝每年向辽朝输送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银子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十万匹绢和十万两银子。并且以“贡”字执行。
宋朝熙宁七年即辽朝咸雍十年（公元1074年）三月，辽朝遣林牙兴复军节度使萧禧带着辽道宗给宋神宗的国书使宋，国书称在辽朝蔚、应、朔三州土田一带疆里，宋朝深越封陲，或营修戍垒，或存止居民。要求宋朝“合遣官员共同检照，早令毁撤”。再次挑起领土争端。宋神宗对于萧禧的到来非常害怕，怕辽朝再次索要关南十县。及至拆开辽朝的国书，发现原来是“争河东疆界”事，宋神宗误认为是小事一端，于是什么都答应。《颖志》记述了“咸雍十年，始诏公与枢密副使平章事萧素，后诏与顺义军节度使耶律寿，林牙萧禧等就边理辨。宋人刘忱、吕大忠、韩缜、李评、周永清等来□对辨。公据实诘责。宋人词屈不能对，然犹稽留隐拒，经三数年，方服其非，复我旧境自双井、土门麻峪、水峪西陉、雁门、赤泥泉、段家堡、黄嵬天池、雪山南嵬，东西八百余里，或阔或狭，山林堡障，不为外方之侵渔者，公之力居多焉。” 。
其实宋朝并没有侵占辽朝的领土，刘忱曾对宋神宗说：“臣受命以来，在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侵敌地。且雁门者古名限塞，虽跬步不可弃。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资敌乎！”沈括“于枢密院阅案牍，得契丹顷岁始议地畔书，指古长城为分，今所争乃黄嵬山，相远三十余里”。
宋朝和辽朝对蔚、朔、武、应等州的边界的认知有很大的差距。双方的谈判官员对这些分歧互不相让。梁颖面对宋朝官员，无论是在边界现场的谈判中还是在辽朝接待沈括的朝廷上，都发挥了能言善辩和强词夺理甚至开口骂人的本领。
《颖志》称梁颖“性刚嫉恶”，“性质直”。通过与奸臣张孝杰的鬪争和与宋朝争领土的谈判，完全说明了梁颖的这种性格。在耶律乙辛、张孝杰奸臣集团权倾朝野的情况下，梁颖能够“在庙堂上正色敢言，无所回忌，是是非非，不顾人情”。“不畏强御，不习谄媚，喜与权门势家为勍敌，未曾少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即不能正确对待别人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历朝历代都是凡是伟大的事情应当归功于皇上，凡是坏事应当由臣子担待。耶律乙辛、张孝杰奸臣集团临近败露阶段，辽道宗把他们调离朝廷。在常人眼里认为
是“天子聪明，能除凶恶”本来是正常现象，而梁颖却认为别人不了解他。当他被调往外地之后，不能把名利看得淡一些，以“剧饮”来解除郁闷。最后喝出病来，以致死亡。这于古于今都是不足取的。
(杨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