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在秦汉时期名涿县，西汉初设立涿郡，与涿县同城而治。秦统一以前，涿之城邑在战国时是燕国的涿都，在春秋时为涿邑。追溯上古历史，还可以发现，涿邑最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设立的，距今已有4700多年。

断言涿邑初设于黄帝时期，根据什么？根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史记·五帝本纪》开篇写道：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涿鹿之战后，各部落）“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这“邑于涿鹿之阿”就是在涿鹿山前设立了聚落城邑，名为涿邑。

既然是“涿鹿之战”、“涿鹿之阿”、“涿鹿山前”，是否其战场以涿鹿县为中心、城邑在涿鹿县境内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1、黄帝时期距今约4700年，涿鹿县是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设立命名的，两者相隔约2500年。

关键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隋唐，直到如今，涿州为邑为都、为郡为县，都以“涿”为名。而今涿鹿县地在西汉初期设县之前，属于上谷郡（沮阳、下落）地，没有以“涿”为名。

2、黄帝时期的涿鹿，尚不是行政区划名称，而是自然地名。上古时期地名的命名方式和地名演变规律，是由单字向两个字发展。涿鹿应是在“涿”的基础上出现的。先有“涿”地，然后把它周围的山林原野名为“涿鹿”（鹿与麓同）。 尽管对黄帝时期所设立的涿邑目前尚无考古发现，但涿鹿地区的中心聚落是涿邑，涿邑周围的山林原野就是涿鹿，应是不争的事实。春秋战国时的“涿邑”“涿都”都是黄帝时期涿邑的延续。当然，上古时期地广人稀，那时的涿鹿比后来的涿州所辖区域要大很多。

4、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在秦代涿县的基础上，设立涿郡，与涿县同城而治，辖20多个县（和侯国），但不包括今涿鹿县地。

涿郡设立后，在涿郡北侧的上谷郡地设置了涿鹿县。西汉时的涿郡涿县与上谷郡涿鹿县，和今天涿州属于保定、涿鹿属于张家口相似。涿郡与上谷郡的分界线约是今涞水县与涿鹿县的分界线。

由此可以推测，黄帝时期的涿鹿之野，大约南到今保定、北到野三坡、西到涞源、东到固安这样一个区域。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文末写到：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他在这里明确表示自己曾“北过涿鹿”。那么，他“北过涿鹿”是哪一年？怎么个情况？

查阅《史记》，找不到相关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述了自己的两次远行、游历：

“二十（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不久，“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除此以外，没有第三次记录。这两次远行，第一次到了江浙山东河南等地；第二次去了大西南。都没有“过涿鹿”的可能。

司马迁到底何时“北过涿鹿”？这个问题《史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却有隐形答案。我们认为，司马迁“北过涿鹿”就在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春天。

《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西汉元封四年冬，武帝“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这次出巡比较简略：“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东汉服虔注释“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遒县北界也。”这个注释没有被后人修正或否定。

遒县，是今涞水县南半部区域在西汉时的名称。遒县的北界属于涿县辖境，西汉时期遒县的东部与北部是被涿县包围的。而且独鹿、鸣泽是横跨遒县涿县两地的。这就是说，汉武帝“历独鹿、鸣泽”巡视的是当时涿郡的遒县与涿县。

秦汉以及隋唐以前，涿鹿、浊鹿、独鹿三个词因字形和读音都很接近，经常互换通用，所以“独鹿”也是涿鹿；也就是说，汉武帝巡视的涿县和遒县就是古涿鹿之地。所谓“自代而还”，是说经涿县西行进入代郡的广昌县（今涞源县）或代县（今蔚县），然后南行回长安。

《史记》、《汉书》对汉武帝这同一件事的记载，虽然都没有提到司马迁（没有必要提），但是作为为皇帝“记言、记事”的太史公，司马迁“侍从”汉武帝到各地巡行，却是他的职责所在。正如他在《封禅书》文末所记：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

正是这次跟随汉武帝出巡，完成了他关于黄帝的考察采风。因此，我们认为，司马迁说自己曾“北过涿鹿”，其实并没有到上谷郡涿鹿县，而是到了涿郡的涿县和遒县。他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全句没有一个西汉当时的政区名称，皆是“古代”的自然地名。他所以要用“涿鹿”而不用“涿县”来述说，除了与黄帝《本纪》全文用词保持一致外，还表明在他心目中，“今涿县”就是“古涿鹿”。

涿鹿县与涿县、涿州，虽然同是州县地名，但是，它们的“历史出身”却大不相同。如前所述，涿县、涿州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涿都”和更早的“涿邑”，是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的政区名称，是不同朝代“原地更名”，既没有离开“涿”地，又没有离开“涿”字；涿鹿县则不同，它是“异地借用”，是西汉初期把本属于涿郡的自然地名，变成了上谷郡的一个县名（政区名称），已经离开了原“涿”地（当然是邻居）。既然如此，怎么能给汉代的涿鹿（县）与黄帝时期的“涿鹿”画上等号呢？

“涿”字除了用于河水和地名，用于其他地方很少。按《辞源》“涿”的字义有三：①是“流下的水滴。”段玉裁注“今俗谓一滴曰一涿，音如笃，即此字也”； ②是敲击。《周礼·秋官》壶涿氏注：“壶谓瓦鼓；涿，击之也”；③是水名。古代有涿水。

在古代的地名中，还有“涿邪山”“涿涂山”，是两汉时期的匈奴辖境，在今蒙古国境内。今天已绝少涉及。

涿鹿在古代还是一种墨刑的名称，据《辞源》注释，“墨刑在面称黥，在额称涿鹿。涿，古读若‘独’。”

无论是“壶涿”、“涿邪山”，还是作为墨刑的“涿鹿”，已被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基本上被人遗忘了。只有作为地名的涿鹿、涿州，至今还活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常要提起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由此，“釜山在哪儿？”“涿鹿在哪儿？”也成了不时要提起的话题。釜山在今徐水县境；“古涿鹿不是涿鹿县，而是在涿州”。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封禅书》中已经曲折的表述了这个意思。两千多年来秉持这一观念的不乏其人，除了东汉的服虔，还有北朝的史学家魏收，唐代的史学家李延寿，北宋的历史地理学家乐史，南宋的文天祥，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等等，都认为“涿州，古为涿鹿之野”，“《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都把涿州称为涿鹿。明代朝廷在涿州设立涿鹿卫、涿鹿驿；清代乾隆皇帝赋诗吟咏刘备故里等涿州风物名人，题目用《过涿鹿》、《涿鹿行》竟然先后作了九篇。民国十六年，社会著名人士樊增祥赋诗赞美困守涿州的傅作义将军，仍把涿州称作涿鹿。

——为何如此？因为从轩辕黄帝设立涿邑起，这个区域就一直以“涿”为名，涿、涿鹿、涿邑、涿都、涿县、涿郡、涿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