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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黄帝设涿邑

涿州在秦汉时期名涿县,西汉初设立涿郡,与涿县同城而治。秦统一以前,涿之城邑在战国时是燕国的涿都,在春秋时为涿邑。追溯上古历史,还可以发现,涿邑最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设立的,距今已有4700多年。

断言涿邑初设于黄帝时期,根据什么?根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史记·五帝本纪》开篇写道: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涿鹿之战后,各部落)“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这“邑于涿鹿之阿”就是在涿鹿山前设立了聚落城邑,名为涿邑。

既然是“涿鹿之战”、“涿鹿之阿”、“涿鹿山前”,是否其战场以涿鹿县为中心、城邑在涿鹿县境内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1、黄帝时期距今约4700年,涿鹿县是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设立命名的,两者相隔约2500年。

关键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隋唐,直到如今,涿州为邑为都、为郡为县,都以“涿”为名。而今涿鹿县地在西汉初期设县之前,属于上谷郡(沮阳、下落)地,没有以“涿”为名。

2、黄帝时期的涿鹿,尚不是行政区划名称,而是自然地名。上古时期地名的命名方式和地名演变规律,是由单字向两个字发展。涿鹿应是在“涿”的基础上出现的。先有“涿”地,然后把它周围的山林原野名为“涿鹿”(鹿与麓同)。 尽管对黄帝时期所设立的涿邑目前尚无考古发现,但涿鹿地区的中心聚落是涿邑,涿邑周围的山林原野就是涿鹿,应是不争的事实。春秋战国时的“涿邑”“涿都”都是黄帝时期涿邑的延续。当然,上古时期地广人稀,那时的涿鹿比后来的涿州所辖区域要大很多。

4、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在秦代涿县的基础上,设立涿郡,与涿县同城而治,辖20多个县(和侯国),但不包括今涿鹿县地。

涿郡设立后,在涿郡北侧的上谷郡地设置了涿鹿县。西汉时的涿郡涿县与上谷郡涿鹿县,和今天涿州属于保定、涿鹿属于张家口相似。涿郡与上谷郡的分界线约是今涞水县与涿鹿县的分界线。

由此可以推测,黄帝时期的涿鹿之野,大约南到今保定、北到野三坡、西到涞源、东到固安这样一个区域。

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文末写到: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他在这里明确表示自己曾“北过涿鹿”。那么,他“北过涿鹿”是哪一年?怎么个情况?

查阅《史记》,找不到相关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述了自己的两次远行、游历:

“二十(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不久,“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除此以外,没有第三次记录。这两次远行,第一次到了江浙山东河南等地;第二次去了大西南。都没有“过涿鹿”的可能。

司马迁到底何时“北过涿鹿”?这个问题《史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却有隐形答案。我们认为,司马迁“北过涿鹿”就在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春天。

《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西汉元封四年冬,武帝“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这次出巡比较简略:“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东汉服虔注释“独鹿,山名也。鸣泽,泽名也。皆在涿郡遒县北界也。”这个注释没有被后人修正或否定。

遒县,是今涞水县南半部区域在西汉时的名称。遒县的北界属于涿县辖境,西汉时期遒县的东部与北部是被涿县包围的。而且独鹿、鸣泽是横跨遒县涿县两地的。这就是说,汉武帝“历独鹿、鸣泽”巡视的是当时涿郡的遒县与涿县。

秦汉以及隋唐以前,涿鹿、浊鹿、独鹿三个词因字形和读音都很接近,经常互换通用,所以“独鹿”也是涿鹿;也就是说,汉武帝巡视的涿县和遒县就是古涿鹿之地。所谓“自代而还”,是说经涿县西行进入代郡的广昌县(今涞源县)或代县(今蔚县),然后南行回长安。

《史记》、《汉书》对汉武帝这同一件事的记载,虽然都没有提到司马迁(没有必要提),但是作为为皇帝“记言、记事”的太史公,司马迁“侍从”汉武帝到各地巡行,却是他的职责所在。正如他在《封禅书》文末所记: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

正是这次跟随汉武帝出巡,完成了他关于黄帝的考察采风。因此,我们认为,司马迁说自己曾“北过涿鹿”,其实并没有到上谷郡涿鹿县,而是到了涿郡的涿县和遒县。他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全句没有一个西汉当时的政区名称,皆是“古代”的自然地名。他所以要用“涿鹿”而不用“涿县”来述说,除了与黄帝《本纪》全文用词保持一致外,还表明在他心目中,“今涿县”就是“古涿鹿”。

涿鹿县与涿县、涿州,虽然同是州县地名,但是,它们的“历史出身”却大不相同。如前所述,涿县、涿州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涿都”和更早的“涿邑”,是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的政区名称,是不同朝代“原地更名”,既没有离开“涿”地,又没有离开“涿”字;涿鹿县则不同,它是“异地借用”,是西汉初期把本属于涿郡的自然地名,变成了上谷郡的一个县名(政区名称),已经离开了原“涿”地(当然是邻居)。既然如此,怎么能给汉代的涿鹿(县)与黄帝时期的“涿鹿”画上等号呢?


“涿”字除了用于河水和地名,用于其他地方很少。按《辞源》“涿”的字义有三:①是“流下的水滴。”段玉裁注“今俗谓一滴曰一涿,音如笃,即此字也”; ②是敲击。《周礼·秋官》壶涿氏注:“壶谓瓦鼓;涿,击之也”;③是水名。古代有涿水。

在古代的地名中,还有“涿邪山”“涿涂山”,是两汉时期的匈奴辖境,在今蒙古国境内。今天已绝少涉及。

涿鹿在古代还是一种墨刑的名称,据《辞源》注释,“墨刑在面称黥,在额称涿鹿。涿,古读若‘独’。”

无论是“壶涿”、“涿邪山”,还是作为墨刑的“涿鹿”,已被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基本上被人遗忘了。只有作为地名的涿鹿、涿州,至今还活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常要提起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合符釜山,邑于涿鹿之阿”。由此,“釜山在哪儿?”“涿鹿在哪儿?”也成了不时要提起的话题。釜山在今徐水县境;“古涿鹿不是涿鹿县,而是在涿州”。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封禅书》中已经曲折的表述了这个意思。两千多年来秉持这一观念的不乏其人,除了东汉的服虔,还有北朝的史学家魏收,唐代的史学家李延寿,北宋的历史地理学家乐史,南宋的文天祥,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等等,都认为“涿州,古为涿鹿之野”,“《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都把涿州称为涿鹿。明代朝廷在涿州设立涿鹿卫、涿鹿驿;清代乾隆皇帝赋诗吟咏刘备故里等涿州风物名人,题目用《过涿鹿》、《涿鹿行》竟然先后作了九篇。民国十六年,社会著名人士樊增祥赋诗赞美困守涿州的傅作义将军,仍把涿州称作涿鹿。

——为何如此?因为从轩辕黄帝设立涿邑起,这个区域就一直以“涿”为名,涿、涿鹿、涿邑、涿都、涿县、涿郡、涿州,一脉相承。

(刘桂郁 王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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