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熙与乾隆皇帝的治河方略

清代自1644 至1911年的268年间，永定河决口漫溢即达78次，平均每4年左右造灾一次。

康熙七年（1668）七月初十，浑河冲决卢沟桥岸，“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朝阳）诸门。午门浸崩一角。”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石景山左堤漫决5处，计长90余丈，卢沟桥下南北两岸决口18处，总长达3200余丈，卢沟桥孔宣泄不及，洪水将桥栏石狮冲毁。北京城右安门外大桥被冲断，永定门、右安门外灾民多至两万余人,“人多避树上巢居”。

水利事关国计民生，为国之要务。永定河决堤泛滥对京城的危害可谓震撼朝野，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亲自巡视永定河，命令直隶总督于成龙负责对永定河进行全面治理。于成龙在疏通河道的同时，修筑了一条自良乡老君堂口直至霸州柳岔口三角淀的百里长堤，“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康熙皇帝将治理后的浑河赐名为“永定河”，希望永定河从此“安澜永固”。

康熙皇帝在治河方略中体现了决策英明和非常务实。康熙四十年（1701年）三月，某河道总督请示将治河敕谕纂集成书，永远遵守，时礼部议允。初十日，康熙面谕大学士等曰：“朕以河工紧要，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大约泛论则易，而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治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行之，方有益耳。”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二月康熙巡河时，因某河道总督回复所问有敷衍之词，当场谕道：“尔所言皆无用闲文，朕所问乃河工事务。文章与政事不同，若作文字，牵引典故，便可敷衍成篇；若论政事，必实在可行，然后可言，非虚文所能饰也。”

金门闸地处京郊，京师安危事关重大。康熙皇帝创建金门闸的初衷是引来外水进行借清刷浑，就是利用水的冲力，冲击河床底部泥沙，从而达到清淤防洪的目的。

借清刷浑之策来自于治理黄河的经验总结，最早使用这种方法治理黄河的，是明朝著名水利工程师潘季驯，之后历朝历代都采用这种方法治理黄河。直至今天，借清刷浑之策仍在应用。

2002年７月４日，黄河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调水调沙试验在小浪底水库正式开始，这是世界水利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工试验。目的是通过调控水量，对下游河床进行冲刷，控制“河床不抬高”，有利于河水下泄——其原理仍然是借鉴了历史上的借清刷浑之策。　　

可以说，正是这位康熙皇帝对治河方略的独到见解和非常务实的精神，促使他采纳群臣意见，决定创建金门闸，实施“借清刷浑”治理永定河的方略。

乾隆皇帝同样重视治河，在他六次南巡中，五次视察黄淮治理工程，四次巡视海塘工程。其中，除了最后一次因为年龄已超过70岁，不方便亲临外，其他五次南巡，他都亲自到黄河边上视察治河工程。

他在治理永定河水患和金门闸的修建问题上更是重视有加，多次亲临永定河道视察，下诏令指导河工程，并著有《阅永定河记》等多篇关于永定河的文章。

乾隆皇帝登基的当年（1736年），在定江南水利岁修章程的同时，定直隶天津、大名、清河、永定、通永五道所属河道堤埝民修工程，于每年霜降后发价重修。

乾隆二年永定河决，八月命大学士鄂尔泰查勘形势，二十日命罢刘勋任，以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署直隶河道总督。

乾隆三年，采纳鄂尔泰减水分流的主张，移建金门闸为减水石坝。

乾隆三十五年（1770），浑河（即永定河）暴涨，北岸二工漫决（即赵村段）四十七丈多宽。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视察永定河，御题“忧哉榭”,做《怵哉榭诗》，诗为不忘前鉴，警惕后患之意。

又据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门闸浚淤碑》记载：乾隆皇帝闻“两岸堤工稳固”，“览奏稍慰”，传旨“务使积淤尽除，水道畅行，以资疏泄。嗣后金门闸每遇过水，永远照此办理。仍将永定河水长落情形随时奏闻。”

乾隆皇帝巡视金门闸时曾作《堤柳》长诗，诗曰：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该诗阐述了在堤内如何植柳，强调“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指出如在堤外植柳，则是“水至堤仍坏”。

他在《阅金门闸作》诗中又曰：浑河似黄河，性直情乃曲；顺性防其情，是宜机先烛。而此独所难，下流阻海属；杀盛蓄厥微，在泄复在东……该诗从治河方略的角度，评说了永定河的水性及金门闸的分泄功能。

（三）清代河道官员的勤明廉干

自康熙以来，皇帝的正确决策和科学的治河方略，为金门闸的屡年修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对水患的治理则是靠人来完成的，所以康熙皇帝强调：“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行之，方有益耳。”他的用人方针对后来有着较深的影响.

在金门闸“数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的历程中，河道总督、大学士、总理大臣、九卿等参议决策，颇有建树者更是代代辈出，其中以宣统时期总理直隶永定河道吕佩芬的功绩最为卓著。

有资料表明，我国水利教育兴办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当时永定河道吕佩芬为培训专职河工人员，倡导并开办“河工研究所”，规定所有河工及候补人员除40岁以上对河务已较熟悉者外，一律分期进入河工研究所培训，每期时间一年，每年30名。而且在凌汛、伏汛、秋汛期间,研究所全体人员均到防汛现场实习,以便锻炼实际处理险情的能力。正是这位实干家、敢于变革且具有新思潮的永定河道员，在重修金门闸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宣统元年，吕佩芬在主持金门闸重修工程之后，撰写了《重建金门闸记》碑文，全面回顾了整个重建过程。
>由碑文可知，吕佩芬当初对乾隆年间将闸改坝，但仍称闸名的做法十分不解，他在巡视河道时，见减水石坝“仅持一小埝横障之”深为忧虑，遂举复建大修金门闸之议。同时派员对工程勘估，“因财政方艰”，在估算过程中“节无可节”，“犹估需五万二千两金”。之后，吕佩芬与时任直隶总督杨文敬商议修闸之事，经过力争，终于“遂奉部议准行”。

但是，此时吕佩芬尚不知金门闸以前并非是坝，他所请“五万二千两金”只是修坝的费用，而非建闸之需。

在他查阅了《畿辅安澜志》，了解到金门闸的历史沿革后，他想：既然以前的金门闸曾经为闸，那为什么不将眼前的坝修成真正的闸呢？他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明确了“坝有定型，不若闸之启闭由人，可因水大小以为宣塞也”的建闸思路。在主理工程的人选问题上，他举贤任能，请对建造闸坝有着丰富经验的张黼廷相助。张黼廷认为，金门闸以坝而称闸，名不副实，不如趁此机会改建为闸，由人启闭闸门以控制永定河分洪水量的大小。

吕佩芬一听，“喜其意与己合”，自己的眼力果然没有看错，张黼廷确实是个治河的行家。但是，自己向朝廷请示的是修坝的费用，所以吕佩芬又提出以修坝之费能否建闸的疑问。

张黼廷在治河方面，他既能设计又能施工，“久历河防，且承修石工者屡矣”。他在勘察金门闸的当日便回京面复吕佩芬，提出了重建金门闸的具体方案，认为建闸“预计所需之灰土木石与夫大小匠作之工，其费当修坝等，纵有不足者亦仅矣”。也就是说，张黼廷设计的修闸方案，把大小工匠的民工费，加上灰土木石等材料费，总的工程预算和修坝的费用几乎相同，即便不够也差不了多少。

吕佩芬深信他的才干，于是决定将坝改闸，并启用一批起家于河员、精于工程的官员，终使金门闸大修工程始于二月，告成于五月之末。

尤使吕佩芬钦佩的是，张黼廷等河员们驻在工地，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指挥有方，带领着数百工匠，“凡五月如一日”，“终朝于风沙烈日之中，巡历往来……程督有方”。更使吕佩芬惊奇的是，整个金门闸重修工程“工繁而费简”，所耗银两恰及吕佩芬向朝廷所请示修坝的数额——张黼廷实为精核之才！吕佩芬在《重建金门闸记》的碑文中，虽然对张黼廷等河员们极尽称赞，而他本人在主持金门闸重建过程中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1、亲察河防，找出症结，首先提出由坝改闸的设计思路；

2、为修闸之事积极协调，终获部议准行；

3、果断决策，用修坝之资重建金门闸；

4、知人善任荐举良才，起用张黼廷等一批有才干的河员；

5、忠于职守、不辱使命、勤明廉干，建成了留至今日的金门闸，在主理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如今，永定河涿州段已干涸多年，金门闸闲置，孤寂地掩在堤岸护坡之中。退出历史舞台的金门闸，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尤其是物质形态之外的价值已远远超出文物自身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它反映了我国清代与自然灾害做抗争的艰难历程，是古代闸坝建设史上一个罕见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