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讲故事”，文物自身是最高超的“讲述者”。俗语“好东西自己会说话”，“精美的石头会唱歌”，也有这层意思在里边。一件器物，一尊造像，一幅书画……静静地陈列、悬挂在博物馆里，在柔和的灯光下，在凝视的目光中，在时光的流逝里，虽默默无言，却在轻轻地诉说，诉说着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精彩故事。文物自身所呈现出的信息，是语言、文字乃至图片影像所不能完全表达的。造型、体量、形制、材质、色彩、线条以及身上的图案、文字，哪怕是一处残缺，一丝裂纹，一点水渍，一条火痕，一处修补亦或身上的泥土、沙粒，虽细微到视若无睹，背后却每每是一个曲折凄婉乃至惊心动魄的故事。特别是中国文物，一件中国建筑的构件，一件在中国出土或中国收藏家珍藏的文物，如果出现在海外的博物馆或私人机构中，这更能引起人们的好奇。文物的辗转流散，几乎无一例外伴随着的心痛惋惜、屈辱仇恨、郁闷无奈……还有什么能比离合聚散更痛彻心扉的人间悲欢吗？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涿州的古文物，也有数件流失海外或下落不明而见于记载的，说起它们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涿州佛教活动，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十分兴盛，涿州当时隶属范阳郡，称涿县。迄今所知涿州最早佛造像为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所造石佛立像。这尊石佛立像用红砂岩雕刻，像高3.63米，造型古朴，高肉髻上饰以浅水波纹，眉高挑，杏眼，面部尚存十六国时佛像的脸型及五官特征。背光背面刻有桓姓供养人名。佛像原存涿州城北永乐村东禅寺，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被日本人林屋次三郎运至日本，现藏于日本大仓集古馆。民国版《涿县志》刊有照片。

北魏时期，太武帝以后的几代皇帝几乎皆崇信佛教，所以兴寺造佛像，甚于前代。除前述石佛立像外，今天我们尚能知道的当时涿县的佛教遗存，计有石刻造像三件。

其一为“高伏德合三百人造像記”，刊于北魏景明四年（503），民国版《涿县志》记载：“像原在涿县西城门洞，大差出城，犯人祭为杀神。光绪间，毕道远来涿，始称魏造像。民国九年，知事袁励杰运归县署，后曹总统取归保定光园，今无下落矣。”

此碑拓本流传甚广，并有清末拓本珍存国家图书馆。在民国初年，鲁迅也曾收藏过这件碑刻的拓片。1915年7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往琉璃厂买“高伏德等造象“三枚（北魏景明四年，石在涿州）直五角；“居士廉富等造象”二种四枚（东魏兴和二年一枚，又武定八年一枚，并河南新出土）直三元。”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二函《造象》第一册，题“高伏德三百人等造象记”，题后双行小字注有：

“石高五尺二寸，广二尺五寸，正面佛象，无题字。后面上端记十一行，下方题名十七行。侧广六寸二分，左、右各题名六行，字数不等。正书。在直隶涿州。”

其二为“刘雄头等造像碑”，同刊于北魏景明四年（503），其题记云：“大魏景明四年，太岁在□五月癸丑朔十一日，幽州范阳郡涿人刘雄头、高伏德、高道龙合四百人，为皇帝□造释迦牟尼像壹区记。”

此石原存涿州旧城南关，民国初年被贾人转售于法国人，按民国版《涿县志》的说法为“现在法国博物院陈列”。拓本流传亦广，近年的拍卖会上也曾上拍。

其三为“高洛周等造像碑”，镌于正始元年（504），原在涿州城内某寺，清末为直隶总督大收藏家端方购藏。端方死后，亦被法国人买走。民国版《涿县志》记载说“金石家谓此造像与刘雄头造像、高伏德造像称为涿县魏造像三绝“。

如今，我们很难见到这些流散文物的“真身”了。这些涿州的古文物，你们在他乡还好吗？值得让我们稍感欣慰的是，当前国际上“把无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归还给它的创造者”的呼声愈来愈高。1995年6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关于通过国际范围内归还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外交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1997年11月，中国政府已宣布正式加入该项公约。我们完全有理由作激动人心的历史期待，期待那些流散的涿州“游子”重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