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市博物馆馆长 杨卫东

河北涿州，从春秋战国 “燕之涿邑”为始，迄今建置二千多载，其间或为郡治，或为州治，或为县治。境域也有增减，最多时领县二十九，曾涵盖今北京房山、良乡、河北涞水、涞源、固安、雄县、新城、定兴等地，故有“两千年旧郡”之称。该地区人文历史悠久，根据文献所载以及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涿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佛教文化，比如始自隋唐（或北齐）的范阳白带山云居寺刻经，辽金时期涿州的佛教邑会活动，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首创其事并施行者，也多为涿州籍人士。

本文谨据相关史料，结合涿州博物馆的佛教刻石，略作考述，旨在追忆涿州佛教文化的历史沧桑，丰富河北佛教文化的深邃内涵。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佛事

据目前所见的文献记载，今涿州及其周边的保定、廊坊和北京地区的佛教活动，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十分兴盛，涿州当时隶属范阳郡，称涿县。迄今所知涿州最早佛造像为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所造石佛立像。这尊石佛立像用红砂岩雕刻，像高3.63米，造型古朴，高肉髻上饰以浅水波纹，眉高挑，杏眼，面部尚存十六国时佛像的脸型及五官特征。背光背面刻有桓姓供养人名。佛像原存涿州城北永乐村东禅寺，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被日本人林层次三郎运至日本，现藏于日本东京大仓集古馆。民国版《涿县志》刊有照片。

北魏时期，太武帝以后的几代皇帝几乎皆崇信佛教，所以兴寺造佛像，甚于前代。除前述石佛立像外，今天我们尚能知道的当时涿县的佛教遗存，计有石刻造像三件（涿州博物馆保存着相关的影印资料）：其一为“高伏德等造像碑”，刊于北魏景明四年（503），碑原在涿州旧城西门洞内，民国时移至保定光园，后佚失，幸有拓本存国家图书馆。拓本其题记云：“大魏国景明四年，太岁在癸未四月，癸未朔三日，幽州范阳郡涿县当陌村高伏德、像主维那刘雄头，合三百人，为皇帝陛下建造佛像一区记。”其二为“刘雄头等造像碑”，同刊于北魏景明四年（503），此石原存涿州旧城南关，民国初年被贾人转售于法国人，现在藏于法国某博物馆。民国版《涿县志》载有民国时拓本，其题记云：“大魏景明四年，太岁在□五月癸丑朔十一日，幽州范阳郡涿人刘雄头、高伏德、高道龙合四百人，为皇帝□造释迦牟尼像壹区记。”其三为“高洛周等造像碑”，镌于正始元年（504），原在涿州城内某寺，清末为好古的端方购藏。端方死后，亦被法国人买走，现陈列于法国某博物馆，民国版《涿县志》载此石拓本。

到了北朝后期，涿州地区先后隶属东魏、北齐和北周统治，涿州和幽州受都城邺都及定州的影响，虽战乱频仍，但佛教活动却不曾间断，寺庙及刻石类佛教建筑兴建不衰，如刊立于北齐天统年间（565～569年）的“标义乡义慈惠石柱”，堪称传世的佛教刻石巨迹。此石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立于河北省定兴县石柱村。此石为当时范阳郡（县）官员、本地僧侣与佛信弟子严僧安、王兴国等建造。石柱高6.65米，由基座、柱身、石屋三部分组成。

可以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涿州（范阳郡及其倚郭县涿县），在历经曹魏、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和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政权前后一百多年中，民间已有众多佛教邑社组织，一村便可组织起三四百人做佛事，他们立塔建寺、写经造像、佛像供养、热心崇佛, 积极参与各种佛事活动，当时各种形式的佛教建筑和佛教器物十分丰富，足见当时朝野礼佛之盛。

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见甚少?这可能与佛教史上所称的“周武之厄”有关，所以我们今天在燕赵大地上能够见到的该时期佛教文化遗存数量甚少，其主要原因应是这次“法难”，且涿州地区也未能幸免。

二、隋唐时期云居寺刻经和士庶礼佛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为盛行的时代，也是佛教思想、教义与中国儒学道学融合的时期。其间，虽经历了三次大的所谓“法难”，但佛事活动却往往息而再起，灭而复燃，呈愈传愈广之势。

隋开皇元年（581），涿县属幽州，时涿县境内有白带山之智泉寺，此寺创建于北齐，唐贞观初年大规模修建后，更名为云居寺（即今北京房山区石经山云居寺）。隋文帝杨坚佞佛，自云在未登帝位时，有西土僧人来诣宅上，送其佛舍利多粒，留供养。其登极后，于仁寿元年（601）六月，诏于诸州高爽清净三十处建舍利塔，分别奉安佛舍利。其中在幽州涿县白带山智泉寺也建了舍利塔。隋智泉寺内曾有两件石刻记其事，惜两件刻石久已毁佚，仅铭文著录于《帝京景物略》、《白带山志》等书。

在中国佛教史上，隋幽州涿县白带山智泉寺，是一座有重要地位的佛寺，智泉寺僧人静琬，身经“魏武”、“周武”两次法难后，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遂发愿造石经。由此涿县白带山的智泉寺刻经，数代相继，前后近千年。由于历史上涿州境域隶属数变，寺名、山名更易无常，当年的白带山今天已隶属于北京房山区，山名石经，寺名云居，所藏石经也简称为“房山石经”。房山石经仅发现的就有浩帙一千余部，洋洋一万四千余石，是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便有了“北京的敦煌”之美誉。

房山石经的刻制，与涿州特别是其首县涿县（后称范阳）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且不说隋、唐与辽、金四代大规模刻造石经与涿州的缘由，单就现存房山云居寺的碑刻、经版施刻题记而言，便有多一半以上的施石施刻者贯里属“涿州”或“范阳”。

近年有学者著文，认为静琬刻经之始，并非《帝京景物略》所言的“承北齐南岳慧思大师”付嘱发愿刻经，而是继承灵裕大师之志，发愿造经的。灵裕（518～605年）是定州曲阳人，十五岁出家，一直在今河北省北部和中南部学经修行，既“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又精通《大集》、《般若》、《观无量寿经》、《（佛）遗教（经）》等经典，还学小乘佛教的《杂心论》、《成实论》等，博闻强高，“邺下擅名，遐迩驰誉”，被佛教徒们尊为“裕菩萨”。

这位高僧灵裕，与当时涿县的世家大族“范阳卢氏”也有很深的关系。据《大正藏》记载，北齐河清三年（564），“范阳卢氏闻风远请，裕乘时弘济，不滞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讲供，常溢千人，听徒嘉庆，前后重叠”。实际上，这次请高僧灵裕来涿开堂演法的“范阳卢氏”，乃是北朝时期深通儒、释两道，有“居士”之称的卢景裕家族。卢景裕，《北史》、《魏书》均有传。传中云：其字仲儒，范阳涿人。东魏孝静帝天平中（534年）还乡里，后因征赴邺都，寓托僧寺，讲听不己。景裕好佛能通共大义。天竺僧道悕，每译诸经论，辄其为之作序。

今石经山雷音洞刻有一部《高王观世音经》（又名《大王观世音经》），据《魏书》卷八十四《卢景裕传》记载：“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付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断。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经》。”《北史》卷三十《卢景裕传》也有同样的记载。《高王观世音经》是东魏以后在北方受到高度尊崇并“广行于世”的佛经，而与此经直接有关系的“范阳涿人”卢氏家族，恰恰聚居在静琬所在的幽州和刻经的白带山附近。

1992年7月，在北京房山区韩村河村，出土了一合隋仁寿元年（601）刊制的墓志。志主韩辅，字仲卿。致仕后归乡，刻造佛教藏经。志称其“舍已珍物，劝导乡亲，刻造《一切经》，并作经藏”。韩村河镇与今涿州市毗邻，北距白带山智泉寺十余公里，也在刻经的白带山附近。

唐武德七年（624），涿郡改称幽州，涿县属幽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废幽州改范阳郡，属河北道，领范阳等十县。此时的范阳，为涿州的倚郭之县，城区渐大，经济日益繁荣，佛教活动频繁，寺塔建筑日多，其境内的石经山云居寺的刻经活动一直在继续。

可能是因为唐会昌五年灭佛毁寺的缘故，涿州地区的隋、唐两代佛教建筑，到辽代初年便所存无几。见于记载的，仅知有石经山的云居三院（即东域云居寺、西域云居寺、中峪云居寺）和石经山以华严堂为中心的石经寺。另外，在距西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还有专供刻经用的磨碑寺，以及涿州城内东北隅的智度、云居二寺。另据考古发现，清代尚存的涿州东禅寺、西禅寺、慧化寺、宝林禅院、清凉寺、超化寺等，其始创年代，都可能在隋唐时期。

今北京房山西南部的长沟镇北郑村，旧有崇福寺和千佛寺两座寺院，传为上、下院。据近年考古发现，二寺皆始建于唐时。在北郑村的辽塔中，还发现了两件五代十国时期的石刻，石刻铭文从侧面反映出当年长沟地区佛教活动的情况。

此外，在石经山云居寺，除四千多块隋唐经版外，还存有一些造像、刻经、纪事碑，其中有景云二年（711）的《石浮屠铭》、开元九年（721）《范阳县令吉逾等题云居上寺诗刻》、开元十五年（727）《范阳郑玄素建石浮图铭》、开元二十八年（704）《金仙公主译经施田记刻石》、元和四年（809年）刘济撰《涿鹿山石经堂记》及《范阳令袁敬造金刚经碑》等，均与涿州和幽州地区的社会各阶层密切相关。

旧籍曾载静琬于炀帝大业年间（605～611年）开始在云居寺造经，据上引资料表明，当时涿州（郡）一带的造经活动，可能早在文帝时就开始进行。且隋唐时期，涿州地区的世家大族、达官显宦积极参与云居寺刻经，听经礼佛呈现“常溢千人”的崇佛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