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辽代中后期涿州佛教活动的影响

辽代，涿州成为辽南京西南部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宗教文化极为兴盛的一个通都大邑。辽代中后期的涿州地区，已具有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的地位，其影响之大，北及燕京，南及辽境外黄河地区，而以刻经闻名宇内的范阳石经山和涿州云居、智度等寺，则成为天下佛教信徒向往的胜地。

辽代尚佛，契丹贵族崇信佛教。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客观上为幽燕地区特别是汉文化基础深厚的辽南京（今北京），以及作为畿南首郡涿州佛教的兴盛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涿州出现了许多佛教民间邑会组织，如流行的“千人邑”。目前发现的许多佛教刻石中，都有关于这种邑会社团的记载。如涿州永乐村诸邑会，自己出资出力，举办圆寂道场，甚至建塔建寺，祖孙承袭，父子相继，竟成一代风气。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始建于何时，不见于史籍。石刻文献中，最早有现存房山云居寺的“重修云寺千人邑之碑”首记其事，此碑刊立于辽应历十五年（965），碑阳刻“邑人”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碑阳刻千人邑邑首及邑众的题名。碑记称寺主谦讽“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先例，纳有常规，贮于库司，补兹寺缺”。这是目前所见金石文献中对“邑会”的组织形式、义旨、入会条件、捐施定例等最直接的记叙。

另有应历五年（955）刊制的《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中，题名中有邑录、邑人及女邑近百人。此幢发现于今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北郑村的一座辽塔内，长沟镇辽代隶属涿州范阳县，称西北乡。

还有建于辽天庆十年的永乐村石塔塔铭记，便生动、详细地叙述了当时佛教邑会的活动。此塔原在涿州城北的永乐村，为经幢式，高6米余，八角，密檐十三层，宝珠顶。民国年间编印的《涿县志》，刊载了此塔照片，石塔构件的一截现由涿州博物馆收藏。记文撰写于辽末天庆十年（1120年）四月，出于石经山云居寺沙门志才之手。志才乃辽代后期燕京地区著名学僧，现存于云居寺辽代压经塔上的《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亦为其所撰。作为一代学僧，志才能够为永乐村邑众所建的“感应舍利石塔”撰写记文，也从侧面反映了建塔一事在僧俗贰众中的影响，及当地佛事活动与中国北方名刹云居寺的关系。

记文载，辽燕京析津府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有佛教邑会称“嬴钹邑”，其邑众靳信等，于辽道宗大安三年（1087）二月十五日，建佛祖圆寂道场三昼夜，“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扎制释迦牟尼涅盘像一躯，按照佛教仪式火化后，竟于灰烬中得舍利十余粒。为供奉这些“感应”而获得的佛骨，大安六年（1090），当村的又一佛教邑会“念佛邑”的邑众，出资于本村僧院建砖塔一座，以奉安葬讫。后来到了辽天祚帝天庆九年（1119），后辈又有“螺钹邑”邑众，亦于二月十五日，办圆寂道场七昼夜，并依照前法扎纸佛一尊烧化，竟又得舍利五十余粒。于是邑众舍财建石塔一座，在天庆十年（1120）三月三十日葬讫并刊铭以记之。

这篇塔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一村内的几个佛教邑社，三十多年间相继不辍的佛事活动，真实具体地反映了辽代燕京地区民间崇奉佛教的情形。至于所谓于灰烬中能得到佛舍利，时风所使然，姑妄听之也罢。不过，今天我们从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佛教活动的具体情形，而这些内容，在我们迄今发现的同类石刻文献中，较为罕见。因此，这篇塔记对于研究辽金时期今北京地区的佛教历史和社会史，无疑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在辽代刻石中，《大辽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碑》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礼佛活动，而且为考证涿州一些佛教建筑的历史，如涿州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以及涿州刻造石经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石原立于云居寺塔下一侧，清乾隆时修《涿州志》中有记述，今已不存，惟拓本（清中晚期拓印）藏国家图书馆。拓做一纸，据拓知碑身高178厘米，碑阳刊记文，碑阴镌邑会大众题名，碑阴失拓。

按记文所述，建塔缘起于涿州云居寺，大约隋唐时期，来了位西土（印度）的高僧，授众僧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二粒。寺僧们将舍利藏于木匣之内供奉多年，其后传于百法上人秘藏，上人临逝之日，又传付众僧，遂达于四方，引远近瞻拜。到辽道宗年间，寺僧文密与众谋议后，集钱三万余缗，建成此塔。另记中所叙塔“上下六檐，高低二百余尺”的形制，与今存云居寺塔状完全相符。又言中设释迦之像，下葬舍利——即释迦牟尼的顶骨舍利，这就让我们知晓了这座佛塔的建筑沿革。涿州云居寺在辽代以前的情况，因文献无征，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但从发现的一些石刻文献中，可知该寺在唐代曾和白带山石经寺（云居寺）一样，镌刻过石经，并以“通都大邑”的地理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神州巨刹。

辽代续刻白带山石经与涿州有着直接的关系。白带山云居寺自五代以来中断了刻经事业，直到“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幽州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辽人才有条件在云居寺恢复刻经。辽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天庆八年（1118）释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载了辽代刻经的有关情况。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涿州刺史韩绍芳从政之暇前往白带山游览，命寺僧打开石室清点经目，又从古代题记中得知刻经始末，了解到自唐末至今未能续造，乃奏请圣宗帝恢复刻经，同时云居寺住持留公法师也上奏圣宗，要求恢复石经刊刻。于是圣宗赐普度坛利钱作为刻经费用，又委派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辽代大规模刻经就这样开始了。韩绍芳首先补刻了《大般若经》中残损的十卷经，接着又开始从二百二十一卷起续刻了最后八十卷。

兴宗继位以后，再度给予刻经事业大力支持。当时兴宗可能考虑到刻经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费用巨大，单靠社会捐助难以维持，例于重熙七年（1038）赐御府钱作为刻经基金，委派官吏储存起来，岁析供书经镌碑之用，并以涿州刺史刘湘提点镌修。刘湘承袭韩绍芳续刻《大般若经》，重熙十年（1041）九月刻至第六百卷，连同韩绍芳所刻，计经碑二百四十条，最终完成了全部《大般若经》。嗣后便开始镌刻《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计经版三百六十块，至此完成了自唐以来佛教的四大部经——《般若》、《华严》、《涅槃》、《宝积》的刊刻。

兴宗所设刻经基金，至道宗时似已耗尽。释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云：“相国杨遵勖、梁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据《辽史》杨遵勖传，杨遵勖于大康初拜南府宰相，后改北府宰相，大安中暴卒，可知道宗赐钱刻经当在大康（1075～1084年）年间。涿州市于2009年8月，在涿州市城西拒马河河床内，先后出土了一件石翁仲、两具石棺及一合墓志。石翁仲上有“敕赐”二字。据墓志记载，此为辽道宗朝宰相梁颖与其妻陈国夫人王氏的墓棺，现保存在涿州博物馆。

自大安年间以后，刻经事业由通理大师和其门人继承了下来。通理大师示寂后，其弟子善锐、善定“念先人遗风不能扇，经碑未藏或有残坏”，于天庆七年（1117）在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通理、道宗所刻经碑藏于内，天庆八年（1118）在地穴上建石塔一座，这就是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

通理之后，辽代刻经事业并未停止。通理弟子善伏，从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开始续造，一直到保大元年（1121），其间得到辽“故守太保令公陈国别胥”的施助，共刻佛经十三帙一百余卷，辽代所刻最后一部佛经为《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

应特别提到的是，现存的辽代经版中，籍贯为“涿州或范阳”的施助人题记题名，就有数十条，百余人，于此可见当时涿州官民奉佛之风的盛行，及对号称“北京敦煌”的房山石经建造的贡献。

涿州博物馆现藏一件辽咸雍年间刊制的与“契丹藏”有关的刻石，名为《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其题记文字为研究当时燕京地区的地方历史、寺院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辽代大藏经（即《契丹藏》）的一些信息，更是弥足珍贵。

此石刊立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原在歧沟村一古寺旧址，现仅存幢身。幢身八棱形，汉白玉石质，高67厘米，直径宽31.5厘米。与《契丹藏》相关的记述则仅有二段，计六十八字。一为“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是说本院僧众集资，以赎买的形式购藏了大藏经一种，事情结束后，将施助者的姓名镌于贞石，以垂后世；一为“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可以理解为天王院僧众在“舍净财”赎购藏经后，将官府免其田税的承诺刊之于石，以立此存照。依据此幢可以推知，辽朝在倡导刊印《契丹藏》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时，曾广开筹资门路，除鼓励佛教信徒无偿施助外，还以免减寺院田亩税逐年补偿的方式，让一些较大的寺院出钱，提前“赎”购，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辽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经时的这种做法，史籍不载，所幸幢记为我们传递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以上资料表明，辽代佛教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人崇佛信佛，修庙建塔刻经风行，寺院集资购经，百姓出资参与，已达到了极盛局面。当时的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佛寺之众多，佛事活动之频繁，均盛于辽南京析津府所隶之其它州县。今日涿州所存的辽代佛教遗迹，其数量和质量，皆可称历代之最，佐证了涿州辽代时期佛教文化的繁荣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