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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刻石:镌写着涿州佛教文化的历史沧桑(2)

三、辽代中后期涿州佛教活动的影响

辽代,涿州成为辽南京西南部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宗教文化极为兴盛的一个通都大邑。辽代中后期的涿州地区,已具有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的地位,其影响之大,北及燕京,南及辽境外黄河地区,而以刻经闻名宇内的范阳石经山和涿州云居、智度等寺,则成为天下佛教信徒向往的胜地。

辽代尚佛,契丹贵族崇信佛教。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客观上为幽燕地区特别是汉文化基础深厚的辽南京(今北京),以及作为畿南首郡涿州佛教的兴盛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涿州出现了许多佛教民间邑会组织,如流行的“千人邑”。目前发现的许多佛教刻石中,都有关于这种邑会社团的记载。如涿州永乐村诸邑会,自己出资出力,举办圆寂道场,甚至建塔建寺,祖孙承袭,父子相继,竟成一代风气。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始建于何时,不见于史籍。石刻文献中,最早有现存房山云居寺的“重修云寺千人邑之碑”首记其事,此碑刊立于辽应历十五年(965),碑阳刻“邑人”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碑阳刻千人邑邑首及邑众的题名。碑记称寺主谦讽“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先例,纳有常规,贮于库司,补兹寺缺”。这是目前所见金石文献中对“邑会”的组织形式、义旨、入会条件、捐施定例等最直接的记叙。

另有应历五年(955)刊制的《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中,题名中有邑录、邑人及女邑近百人。此幢发现于今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北郑村的一座辽塔内,长沟镇辽代隶属涿州范阳县,称西北乡。

还有建于辽天庆十年的永乐村石塔塔铭记,便生动、详细地叙述了当时佛教邑会的活动。此塔原在涿州城北的永乐村,为经幢式,高6米余,八角,密檐十三层,宝珠顶。民国年间编印的《涿县志》,刊载了此塔照片,石塔构件的一截现由涿州博物馆收藏。记文撰写于辽末天庆十年(1120年)四月,出于石经山云居寺沙门志才之手。志才乃辽代后期燕京地区著名学僧,现存于云居寺辽代压经塔上的《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亦为其所撰。作为一代学僧,志才能够为永乐村邑众所建的“感应舍利石塔”撰写记文,也从侧面反映了建塔一事在僧俗贰众中的影响,及当地佛事活动与中国北方名刹云居寺的关系。

记文载,辽燕京析津府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有佛教邑会称“嬴钹邑”,其邑众靳信等,于辽道宗大安三年(1087)二月十五日,建佛祖圆寂道场三昼夜,“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扎制释迦牟尼涅盘像一躯,按照佛教仪式火化后,竟于灰烬中得舍利十余粒。为供奉这些“感应”而获得的佛骨,大安六年(1090),当村的又一佛教邑会“念佛邑”的邑众,出资于本村僧院建砖塔一座,以奉安葬讫。后来到了辽天祚帝天庆九年(1119),后辈又有“螺钹邑”邑众,亦于二月十五日,办圆寂道场七昼夜,并依照前法扎纸佛一尊烧化,竟又得舍利五十余粒。于是邑众舍财建石塔一座,在天庆十年(1120)三月三十日葬讫并刊铭以记之。

这篇塔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一村内的几个佛教邑社,三十多年间相继不辍的佛事活动,真实具体地反映了辽代燕京地区民间崇奉佛教的情形。至于所谓于灰烬中能得到佛舍利,时风所使然,姑妄听之也罢。不过,今天我们从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佛教活动的具体情形,而这些内容,在我们迄今发现的同类石刻文献中,较为罕见。因此,这篇塔记对于研究辽金时期今北京地区的佛教历史和社会史,无疑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在辽代刻石中,《大辽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碑》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礼佛活动,而且为考证涿州一些佛教建筑的历史,如涿州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以及涿州刻造石经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石原立于云居寺塔下一侧,清乾隆时修《涿州志》中有记述,今已不存,惟拓本(清中晚期拓印)藏国家图书馆。拓做一纸,据拓知碑身高178厘米,碑阳刊记文,碑阴镌邑会大众题名,碑阴失拓。

按记文所述,建塔缘起于涿州云居寺,大约隋唐时期,来了位西土(印度)的高僧,授众僧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二粒。寺僧们将舍利藏于木匣之内供奉多年,其后传于百法上人秘藏,上人临逝之日,又传付众僧,遂达于四方,引远近瞻拜。到辽道宗年间,寺僧文密与众谋议后,集钱三万余缗,建成此塔。另记中所叙塔“上下六檐,高低二百余尺”的形制,与今存云居寺塔状完全相符。又言中设释迦之像,下葬舍利——即释迦牟尼的顶骨舍利,这就让我们知晓了这座佛塔的建筑沿革。涿州云居寺在辽代以前的情况,因文献无征,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但从发现的一些石刻文献中,可知该寺在唐代曾和白带山石经寺(云居寺)一样,镌刻过石经,并以“通都大邑”的地理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神州巨刹。

辽代续刻白带山石经与涿州有着直接的关系。白带山云居寺自五代以来中断了刻经事业,直到“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幽州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辽人才有条件在云居寺恢复刻经。辽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天庆八年(1118)释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载了辽代刻经的有关情况。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涿州刺史韩绍芳从政之暇前往白带山游览,命寺僧打开石室清点经目,又从古代题记中得知刻经始末,了解到自唐末至今未能续造,乃奏请圣宗帝恢复刻经,同时云居寺住持留公法师也上奏圣宗,要求恢复石经刊刻。于是圣宗赐普度坛利钱作为刻经费用,又委派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辽代大规模刻经就这样开始了。韩绍芳首先补刻了《大般若经》中残损的十卷经,接着又开始从二百二十一卷起续刻了最后八十卷。

兴宗继位以后,再度给予刻经事业大力支持。当时兴宗可能考虑到刻经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费用巨大,单靠社会捐助难以维持,例于重熙七年(1038)赐御府钱作为刻经基金,委派官吏储存起来,岁析供书经镌碑之用,并以涿州刺史刘湘提点镌修。刘湘承袭韩绍芳续刻《大般若经》,重熙十年(1041)九月刻至第六百卷,连同韩绍芳所刻,计经碑二百四十条,最终完成了全部《大般若经》。嗣后便开始镌刻《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计经版三百六十块,至此完成了自唐以来佛教的四大部经——《般若》、《华严》、《涅槃》、《宝积》的刊刻。

兴宗所设刻经基金,至道宗时似已耗尽。释志才《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云:“相国杨遵勖、梁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据《辽史》杨遵勖传,杨遵勖于大康初拜南府宰相,后改北府宰相,大安中暴卒,可知道宗赐钱刻经当在大康(1075~1084年)年间。涿州市于2009年8月,在涿州市城西拒马河河床内,先后出土了一件石翁仲、两具石棺及一合墓志。石翁仲上有“敕赐”二字。据墓志记载,此为辽道宗朝宰相梁颖与其妻陈国夫人王氏的墓棺,现保存在涿州博物馆。

自大安年间以后,刻经事业由通理大师和其门人继承了下来。通理大师示寂后,其弟子善锐、善定“念先人遗风不能扇,经碑未藏或有残坏”,于天庆七年(1117)在云居寺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通理、道宗所刻经碑藏于内,天庆八年(1118)在地穴上建石塔一座,这就是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

通理之后,辽代刻经事业并未停止。通理弟子善伏,从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开始续造,一直到保大元年(1121),其间得到辽“故守太保令公陈国别胥”的施助,共刻佛经十三帙一百余卷,辽代所刻最后一部佛经为《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

应特别提到的是,现存的辽代经版中,籍贯为“涿州或范阳”的施助人题记题名,就有数十条,百余人,于此可见当时涿州官民奉佛之风的盛行,及对号称“北京敦煌”的房山石经建造的贡献。

涿州博物馆现藏一件辽咸雍年间刊制的与“契丹藏”有关的刻石,名为《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其题记文字为研究当时燕京地区的地方历史、寺院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辽代大藏经(即《契丹藏》)的一些信息,更是弥足珍贵。

此石刊立于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原在歧沟村一古寺旧址,现仅存幢身。幢身八棱形,汉白玉石质,高67厘米,直径宽31.5厘米。与《契丹藏》相关的记述则仅有二段,计六十八字。一为“大辽国涿州范阳县歧沟关天王院大众等,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圆满周毕。欲集英鉴,具列如后”,是说本院僧众集资,以赎买的形式购藏了大藏经一种,事情结束后,将施助者的姓名镌于贞石,以垂后世;一为“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可以理解为天王院僧众在“舍净财”赎购藏经后,将官府免其田税的承诺刊之于石,以立此存照。依据此幢可以推知,辽朝在倡导刊印《契丹藏》这部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时,曾广开筹资门路,除鼓励佛教信徒无偿施助外,还以免减寺院田亩税逐年补偿的方式,让一些较大的寺院出钱,提前“赎”购,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辽朝政府在刊印流布大藏经时的这种做法,史籍不载,所幸幢记为我们传递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以上资料表明,辽代佛教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人崇佛信佛,修庙建塔刻经风行,寺院集资购经,百姓出资参与,已达到了极盛局面。当时的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佛寺之众多,佛事活动之频繁,均盛于辽南京析津府所隶之其它州县。今日涿州所存的辽代佛教遗迹,其数量和质量,皆可称历代之最,佐证了涿州辽代时期佛教文化的繁荣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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