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元明清时期佛教活动的渐趋式微

涿州在金代（1115～1234年）隶属金中都路（今北京），元代（1279～1368年）则隶属中书省大都（今北京）路总管府。在金、元两代二百年内，一直是位于都城西南百里的京畿重镇。

有金一代，包括畿辅重地涿州在内的中都地区，佛事活动一直十分盛行，佛教建筑有增无减，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逊于辽代。特别是都城西南一带的寺塔建筑，虽然在辽、宋、金易代之际，频遭兵革之厄，但大都在金初便得到修缮，而后来新建的一些佛教建筑，因为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某些风格、特点，更为秀丽壮观;涿州地区民间社团式的佛教邑会，到了金代，目前所知仅有金初天会年间的《智度寺邑人供塔碑》，曾记有邑人助资供塔之事。此碑现已佚，清光绪间尚存，《光绪顺天府志》著录该石，谓其刊于天会十年（1132）六月二十日，立于涿州智度寺;境属涿州奉先县的石经山云居寺刻造石经的“工程”，此时仍未停止。金太宗天会十年（1132），涿州知州张玄徽首刻《佛印三昧经》。天会至天眷间（1123～1140年），燕京圆福寺沙门见崇游石经山，见山上各洞藏有隋、唐、辽历朝所刻石经，便发心造《大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十卷，分别藏于石经山第一、二、三、四、七等五个藏经洞中。在金朝立国以后，虽然未见皇帝赐钱刻经的记载，但是有奉诏刻经的题记，可以看出金代统治者还是给予刻经一定的支持。从刻经题记看，金代刻经也吸引了皇室、官员和信徒的广泛参与。

金末元初，诗人杨宏道曾有《中都》一诗，内有“龙盘虎踞古幽州，甲子推移仅两周。佛寺尚为天下最，皇居尝记梦中游”之句，可知金代包括涿州地区在内的中都佛事兴盛之状。

但至金代末年，蒙古大军多次围攻中都，畿辅糜乱，燕京及周边地区均遭受极大破坏，包括涿州云居寺在内的佛教寺、塔等建筑大多被毁，佛事活动一度冷落，大约到元世祖至元年间方逐渐恢复旧观。

今涿州博物馆保存元代佛教刻石不多，仅存五刻：

一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刊立的《涿州云居禅寺无住大宗师道公碑》，此石原立于涿州城内云居寺故址，今佚，仅有记文传世；二为《大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刊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四月，幢身八面刻文，先经后记，记文首题“大元国大都路涿州范阳县歧沟镇居民张肃、张瑞奉为亡祖父母特建佛顶善胜陀罗尼幢记”，则此石实为墓幢；三为世祖至元间所刻，名《涿州创建龙泉寺碑》，原立于松林店镇南马村龙泉寺旧址，今存涿州市清行宫碑廊，碑身下部残。碑文间接反映了涿州范阳县内诸寺，同已有中国北方佛教胜地之誉的石经山的关系；四为元末顺帝至元二年（1336）所刻，名《大都路涿州房山县小西天石经山云居禅寺藏经记碑》，原立于房山云居寺，石久佚，惟拓本传世；五为顺帝至正元年（1341）五月所刻，名《重修华严堂经版记碑》，存今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已残，记文由“范阳邑人”贾志道撰文。该碑记载，当年夏四月，有高丽僧慧月，到五台山朝圣，归途中路过云居寺小西天华严堂（即雷音洞），见石户摧毁，堂内四壁所嵌石经版残损，遂发愿补刻佛经，修葺华严堂。这时恰与也来寺的资政院使高龙卜、匠作院使申党住相遇，慧月诉其心愿，二人“布施净财千余缗，命慧月施劳董工，修石户经本，不月余而俱修”，详细记述了一个外国僧侣参与刻经的始末。

此后在明、清两代五百年中，涿州虽然辖境逐渐缩小，无复汉、唐、辽、金时旧观，但因地处通衢，近在畿辅，为京师西南孔道，当天下之冲，其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名声素著。在佛教活动方面，虽然自元代以来，渐失“胜地、中心”的地位，但仍甲于周边的州、县。据《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涿州志》、《房山县志》等书记载，明清时期，涿州及其属县见于记载的佛教寺院，就有近百座。可谓城山胜处，林泉佳境，梵刹伽蓝，无地无之。每到佛诞庙会时，有“龙宫鹅殿，丽日浮霄，宝地香城，含风动月”之盛。

有研究者认为，明清时期北京地区（包括涿州）佛寺建设十分兴盛，但却是由盛转衰的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在思想理论上没有太多新的创造，其教义内容与形式都趋向世俗化。明、清间，京师同时流行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是汉、藏佛教交融共存的时期，所以这两派都拥有许多代表性寺庙。这一点，在涿州当时的寺庙建筑和佛教宗派中都有所反映。明代初年，朝廷曾对房山云居寺石经进行考察、保护，并曾修缮过云居寺，但未见续造石经。宣德三年（1428），道教南北两派的代表人物全真教的陈风便、正一教的王至玄等，仿效佛教刻造石经的形式，募刻了道教的《玉皇经》等四部，共刻石八块，送至石经山，藏进第七洞内。

明代正式刻造石经，是在明末万历、天启至崇祯年间。当时，吴兴沙门真程，劝说在北京的南方籍官僚、居士，如王思任、董其昌等，先行集资在京师石灯庵用小石板刻好佛经，然后送往石经山贮藏。崇祯四年（1631）三月，出资刻经人之一的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在宝藏洞上额题“宝藏”二字，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历时千载的白带山云居寺刻经事业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