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城北有拒马河与胡良河，二河之桥均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1574），当时二桥建成后，在胡良桥之南建有碑亭，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撰写了《敕建涿州二桥碑》的碑文，叙述了建桥的起始缘由和经过。如今，永济桥与胡良桥已双双成为了“国保”，但岁月的沧桑仍未磨平永济桥与胡良桥的历史印痕。

明朝万历年间建桥始末

巨马河与胡良河均在涿州城北流经，两河在明代以前无桥，万历首辅张居正在所撰《敕建涿州二桥碑》中说：“涿州北有河二，自西山诸泉来者曰胡梁河，距城七里。自紫荆关外铁崖巢入者曰巨马河，距城二里。每伏秋水发，汹涌暴至，行旅走避不及，岁漂溺常数百人。圣母慈圣皇太后念之。会州民有奏乞建桥者，圣母自以宫中供奉金募工，一夫不役于民，一钱不取于官也。”

涿州毗邻京师，天子脚下的州县竟然经常出现淹死数百人的惨剧，自然引起了圣母慈圣皇太后的关注，此事不仅事关百姓疾苦安危，更是有伤国体政声，而且地方也向朝廷奏请涿州修桥之事。所以，涿州的桥已是非修不可。那为什么皇帝不下旨、朝廷不出钱，却要由皇太后用自己的钱来修桥呢？这就与万历初年明政府的运行机制密切相关了。

明朝万历初年，由于皇帝朱翊钧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李太后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重整朝纲，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永济桥御碑亭

在万历初期张居正改革的过程中，司礼监太监冯保扮演了一个及其重要的角色，他作为万历皇帝的大伴深受小皇帝和皇太后的信任。他作为内相把持着司礼监，稳定着内廷，与张居正密切合作，同时与张居正把持的内阁达到了空前的统一，才使得张居正的改革可以顺利进行。

出于扶保大明江山社稷的共同目的，围绕着万历帝，李太后和张居正以及冯保结成了重要同盟，凡国家之事一律由三人决策，之后颁旨发布执行。

就拿李太后修桥建庙这样的事来说，这既是李太后修德行善、赢取天下民心的重要之举，也是张居正以及冯保必须参与和具体承办的大事之一。张居正在《敕建涿州二桥碑》的碑文中说：“司礼监太监冯保举内官监太监刘济，工部尚书朱衡举郎中易可久、贺幼殊督工，乃以二年正月兴工，五阅月而告成事。胡良桥一、巨马河桥一，高广各二丈，长三十余丈，皆甃以巨石，锢以铁锭。”

张居正另在涿州北关村的《东岳庙碑记》中说，圣母慈圣皇太后在出资修桥之后，“又以庙近于桥，为涿人所依，遂并神庙一新之。命司礼监太监冯保督理，内官监太监刘济董工。财不取于赋调，役不假于官师，人心竞劝，再阅月而告成。”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李太后拿出自己的供奉金后，剩下的事自有司礼监和工部具体落实和承办，首辅张居正当然更是给予高度关注。

胡良桥

正是在这些掌握重权人物的参与之下，涿州二桥工程自然进展顺利，碑文中说：“费不过七万，役不过数月。往嘉靖间建琉璃河桥一，费三十余万。兹二桥之费不当四之一，而坚致精工乃过之。”这就是说，几个月时间，涿州二桥工程就完工了，花费的银两连七万都不到。与嘉靖年间建琉璃河桥相比，涿州二桥的工程费用还不到它的四分之一，而且工程质量和精细程度均超过了琉璃河桥。碑文的这些语言，赞誉之意溢于言表。

李太后为涿州建造二桥用了将近七万两供奉金，后来修建城北关的圣母庙又拿出三千两，这已经是巨资了，但这只是在涿州花费的数目。李太后崇佛，常要许愿，到处修桥建庙，有资料记载，北京阜城门外八里庄的慈寿寺及永安塔，高梁河畔的万寿寺，宣武门外长椿寺，等等，都是李太后供奉金所建。那么她的供奉金到底有多少？

实际上，李太后自己的钱是个天文数字。面对李太后大行善举所需的银两，张居正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将宝和店划归到李太后名下。这个宝和店本属于内廷，除了北京总店，在全国若干城市还设有分店，将宝和店划归李太后，这对政府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把皇帝衣兜里的钱变成了太后衣兜里的钱。这样，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的开支，又解决了国家财政不受影响的问题，事情做得如此圆满，这正是张居正韬略的过人之处。

对于李太后的所耗银两，朝臣们无人反对，因为李太后毕竟没有个人挥霍，而是修桥建庙作了善事。而对于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朝中的反对派们开始大肆攻击了，其中就涉及到了涿州建造二桥叙功表彰的一些事。

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三年（1575）二月十一日，他上言五事：崇惇大、亲謇谔、慎名器、戒纷更、防谀佞，奏请皇上实行宽大之政。其中关于“防谀佞”一事，他写道：“近见该部题覆边功，往往首列阁臣，盛夸督、抚，然犹曰‘运筹宣力’，例当叙功。万历二年正月涿州胡良、巨马二桥完工，明知是李太后济人利物之仁义，而该部议功，乃至备述阁臣、司礼之功绩。例虽沿旧，词涉献谀……”

余懋学的这次上疏，矛头直指张居正、冯保等人在涿州二桥叙功方面，词涉献谀、炫耀视听，已成谀佞之风。当然，也是指万历帝助长了此股歪风。

万历帝见到奏疏，果然大怒，认为余懋学是借口请行宽大之政，收买人心，马上下诏严厉切责，将余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万历三年（1575），从外地到京师，天变、灾异迭起，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下界的惩处。河南道御史傅应桢，以此为契机，步余懋学之后尘，向万历帝和张居正提出猛烈的抨击，其中涉及要求复余懋学官职之事。

万历帝收到这份奏疏，就立即命人拟出圣旨，火速传下，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严加拷打，然后押到浙江定海卫充军。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死后，傅应桢才复职，余懋学后来也官复了原职。

万历十五年（1587年），巨马河桥堤损桥毁，李太后仍出宫中供奉金修之。

天启四年（1624），巨马河桥竖立一镇桥铁梁，铭文上写：大明天启四年岁次甲子三月戊辰吉日成造；天启六年（1626年），该桥又一次重建。

崇祯后，“河徙而南，水不由桥行”，巨马河桥闲置，成为了旱桥。

清代乾隆年间直隶总督奉旨建桥

巨马河桥成为了旱桥以后，河水稍有涨溢，过往行人仍要靠舟船摆渡，同治版《涿州志》记载：“崇祯后，河徒而南，水不由桥行，每遇水汛，汛溢设舟以行，秋冬水落始填筑木桥”。

交通便捷与否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帝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后，涿州百里近京门，自此为畿南门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涿州的城市经济、文化逐渐走向繁荣。

北京西南向的交通在涿州这里出现了梗阻，受其影响的不仅仅是涿州地方，因为“涿州为暨南要郡，万方玉帛，诸生计偕，以及官吏商贾携孥负贩之徒，往来所必经”，这已经涉及到国家的军政大计和百姓民生。对此，重修涿州巨马河桥成为时任直隶总督方观承的施政要务。

方观承博学干练，政绩不胜枚举，最大成就在于治理水利方面，其思想和能力都深得乾隆的信任与嘉赏。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藏乾隆朝朱批奏折》中，还保存着《乾隆二十五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奏为兴建涿州拒马河桥事折》。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奉旨在旧桥南建新桥。据清帝乾隆《御制重修涿州石桥记》载：“庚辰春，允地方大吏请，于旧桥南移建九孔新桥。仍筑石堤，下为涵洞廿有二，属城之北门。其旧桥之颓废者葺之，改为涵洞十八，以泄夏秋霖潦。通新旧桥堤长二百丈有奇，至八月而工成。”

方观承在明代桥之南重建的九孔新桥，在桥以南仍建长堤式引桥，下设涵洞22孔，以连接北关及北城门；新桥以北的明代桥削脊改为引桥，并在引桥下设涵洞18孔；南北引桥下的所有涵洞，均为夏秋时节河水暴涨泄洪之用。并在主桥中部西侧竖一镇桥铁梁：铭文写着“大清乾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直隶总督方观承奉旨重造”。

清帝乾隆为其赐名“永济”，并御书“永济桥”三字及制《重修涿州石桥碑记》。永济桥北端路西侧，建碑亭一座，内立石碑一幢，上刻乾隆帝御书满汉碑文。

北引桥有牌楼一座，雕梁画栋，规模宏伟，俗称“九间厅”,北向匾额大书“千间大庇”，南向匾额大书“一叶通津”，牌楼两侧明柱均刻有楹联，其中一幅为：“十八省通衢冠盖如云斗大一州供亿苦，两千年旧郡河梁落日车停片刻感怀多。”桥南端有牌楼一座，北面匾额大书“皇涧清风”，南向匾额大书“万国梯航”。两座牌楼的楹联与匾额皆为乾隆皇帝御笔。

永济桥自清代重建后，为十八省通衢之冲要，京南形胜之所在。皇帝南巡、官吏进京、商贾往来、百姓出行等皆经于此。乾隆皇帝在为该桥题联中曰：“十八省通衢冠盖如云斗大一州供亿苦，两千年旧郡河梁落日车停片刻感怀多。”

中国第一长石拱桥——永济桥

该桥规模宏大，形制优美，长如玉带，卧如彩虹。清代诗词“拒马长虹”曰：“烟水浩无际，撑岸一桥横。”故涿州八景中有“拒马长虹”之美誉。清代《乾隆南巡盛典图》也称永济桥为“畿南雄构焉”。

在永济桥大举兴工之时，胡良桥则一直以来相安无事。胡良河上游多为泉水，河水清清，垂柳树堤，蒲苇夹岸，在清代被列为“涿州八景”之一，名曰“胡梁晓月 ”。说的是将近黎明之时，在晨光熹微中，静静的河水流着，水中映出一片残月，波光桥影，景情交融，引人入胜。有古诗曾曰：“破晓事行役，去去之胡良。残月淡如水，天寒知欲霜。钟声逗曙色，宿火明渔庄。晨鸡时一鸣，隐隐腾朝阳。”其中“宿火明渔庄”之句，描述了当时胡良桥一带的夜色：月光之下胡良河，舟船上的渔火在水面上彻夜闪烁。

据有关资料表明，清代多水患，重修后的永济桥经常被水冲毁，光绪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撰写的《重修涿州永济桥碑记》中，详细叙述了水患和维修永济桥的有关过程。

永济桥与胡良桥晋升为“国保”

建国后，永济桥与胡良桥一直是京广公路桥，1987年107国道扩建后二桥退役，二桥保存基本完好。但是，永济桥两端牌楼、碑亭无存，南北引桥逐渐被河沙淤平。1975年修建京广公路时，主桥和引桥上面铺了沥青，公路翻修又再次加铺沥青，致使桥两端的引桥再也看不到了。

2004年12月6日，永济桥发掘探查工作正式开始。首先在南引桥西侧，工作面长142.5米，经过试探性的层层清理，发现了22个跨度不足2米的小涵洞、3个跨度约3米的大涵洞，整个南引桥共发现涵洞25个，比文献记载的22个还多出了3个。

永济桥主桥

经过专家考证，3个所谓的大涵洞，应是按当时河道分汊情况建造的3个桥孔，因为它们的跨度已接近主桥的最小桥孔，所以说乾隆皇帝并没有将数字写错，“下为涵洞廿有二”，根本就没将这3个桥孔包括在内。

在此后的发掘工作中，南引桥的发掘工作面发现了大量的望柱和栏板，这应为历代修桥的遗留或置换下的构件，并在西侧墩台下发现石狮造型的石构件，在东侧墩台下发现明代铸铁镇桥梁一根，发现时已断为三截；北引桥的发掘清理开始后，在桥的西侧，先是发现了石象造型构件，其后发现了御碑亭平台夯土遗迹及御碑龟座和《御制重修涿州石桥记》碑刻的上半截，后在大石桥村附近某企业院内找到了下半截碑刻。北引桥的东侧，发现引桥下压着南北宽20米、东西长度不明的灰土台，根据土台形态可以认为是码头遗址，这与文献所载“汛溢设舟以济”所用码头，以及村民们的传说相互吻合。

截至2004年12月底，永济桥的情况已基本摸清：永济桥由3部分组成，即主桥、南北引桥，全长约627.65米，与“通新旧桥堤长二百丈有奇”之文献记载相对一致。

永济桥南北引桥的重大发现，在社会引起了轰动效应。《河北日报》2005年1月25日以《‘拒马长虹’再现京畿》为题，首先向社会发布消息，其后《燕赵都市报》以《涿州古桥长达627米国内罕见》为题作了报道，《保定日报》刊登了展现永济桥雄姿的多幅照片，《中国文物报》、《今日涿州》、涿州电视台等媒体也做了相关报道。

永济桥南北引桥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各级文物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关注。2005年1至5月期间，国家、河北省和保定市文物局的领导和专家分别来到现场调研。对该桥申报“国保”、价值评估、维修保护以及如何利用等诸多方面研究论证，提出指导意见。国内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欣然为永济桥题名为“中国第一长石拱桥”。

2006年，国务院公布永济桥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国家文物局安排专款，涿州市开始对永济桥进行大规模的维修；2012年胡良桥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永济桥已成为涿州永济公园的核心景观，游人在园中游览，西望古桥，感受着历史沧桑，身在园中，体味着蓝天碧水中的静美，永济桥也在至美环境中焕发了生机。

抚今追昔，从明朝万历二年至今的四百多年间，永济桥与胡良桥承载着一部厚重的历史，见证着涿州的世事沧桑，正是有了二桥，涿州才成为了“十八省通衢”，促进了城市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才使得清帝乾隆欣然为涿州题联：“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

永济桥与胡良桥作为“国保”，是涿州人民的珍贵文化遗产，也必将得到更好的保护，永远地传承下去。

张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