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7年，荆轲带着燕国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前往秦国刺杀秦王。由此，不仅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列入了中国历史，“图穷匕见”之成语典故更是广为人知。那么荆轲所献督亢图究竟源于何处呢?《汉语词典》注解有二，其一曰：“督亢，战国燕的膏腴之地。今河北省涿州市东南有督亢陂，其附近定兴﹑新城﹑固安诸县一带平衍之区，皆燕之督亢地。”但是,今天的涿州市、高碑店市、固安县都认为“督亢”只在自己的区域内，三地均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找到了各自的依据。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乡就在今天涿州市境内东南隅的北高官庄村，根据家乡如今仍然保存的督亢文化遗存，以及我少年时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我认为：督亢之名涵盖了以上三地的整个地区，这个地区内的督亢沟、督亢陂、督亢陌、督亢亭均是督亢区域内的 “点”。而成就督亢命名的“原点”,则在我的家乡北高官庄村。

一、北高官庄商周遗址“大岗子”应为督亢“原点”

在多部证述涿州历史的文献中，对涿州的物饶民丰之督亢膏腴，幽燕沃壤，都作为开篇重墨，渲染赞誉，使其终成古涿州八景之“督亢秋成”胜迹。我认为，“督亢秋成”传喻至今并记入史册，必有其先人对美景的直观感受，必有其实在的载体支撑。

“督亢”二字，《汉语词典》注解其二曰：“泛指膏腴之地。亦借指高地或山脉。”那么，符合幽燕沃壤广、“督亢”观膏腴的条件和位置在那里？

高官庄遗址发掘

在北高官庄村东西街中间北侧，有一高岗，乡亲们习称“大岗子”，传说是商朝古城。大岗子东侧还有“高官庄汉墓群”，1982年7月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儿时记忆，大岗子南侧为当时村里第一、第二生产队的料房场院，最高处与房脊基本相当，估摸高过盈丈，占地总面积约在六十亩上下。

大岗子因地势高，土质粘硬，少时家中和煤掺土必从此处取土，如逢冬天地冻，挥镐挖土也算一小活计。同时，生产队也选在大岗子挖窖存薯，此处土向竖立，深挖不塌，岗高坑深，无论旱涝，窖内亦干湿适中，适宜储存。记忆中，薯窖中常有竖井熟土回填痕迹，现在想来应是在考古时追寻的证据。

大岗子以下之南，就是北高官庄村，南距2里为南高官庄，是北高官庄部分村民外迁后繁衍成村，故有南北高官庄之分。外人听此村名，都以为村中曾出过身居“高官”之人。但自涿州有史以来，高官贵胄、名士大儒并无一人出此，所以少时我对此也总有疑问。

早年听家兄说，村里曾出土一石柱，上刻“高观庄”。村名亦应如是，后改“观”为“官”，应是出于村民祈望此地高官辈出、福荫子孙之愿所为。但石柱何形？现存哪里？出自何处？一时无解。这次写此文，探源“督亢”成因，就石柱之事问及家父，言说有朱氏乡叔见过此物，后经向乡叔问询得知，此石为“六棱”碑，亲眼所见上刻“范阳东南高观庄”七字，落款处为“金大定××年”，此碑被另一挖土的乡亲拉回家中，现在何处，待日后继续寻觅考证。

至此，我恍然大悟，此“高观”就是彼“督亢”，彼“督亢”就是此“高官”。试想，人身高不过六尺，稻禾齐腰，桑麻过丈，树木相遮，秋成再美，也是看不见“丰年禾稻多，黄云复万里”之美景的。有了这个能够“高观”沃野秋成的大岗子，就可以平原广袤观美景，只见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方圆几十里，一派金黄黍稻，处处硕果弯腰。由此喜哉：“督亢秋成”。

二、“大岗子”的出土文物多为春秋战国文化遗存

我认为大岗子就是督亢命名的“原点”，因为此地曾出土了众多春秋战国时的文物。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队垫圈、积肥所需土方均来自大岗子，那时我经常和伙伴们被派活到大岗子上挖土，我们谓之“贩土”，这几乎是天天的活计。我所在的生产队（四队）在大岗子正中横面主顶，只要去贩土，均有东西出土，现在看来，那都是文物。由于地层挤压，加之刨挖随便，整器很少，多是成堆成串的铜钱，粘连锈蚀，不见文字。另有灰色陶罐或单只或对扣，偶有些细路黑色陶器，但在我们的嬉闹打斗中被击碎，也有完好整器者被胆大者拿回，亦不知去向。在我的记忆中，一是出土的文物多，二是每层的品类不一样。

西周夹砂灰陶盆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期，大队在平整完村南土地后，移师大岗子平整土地，大岗子的顶部被向北推移了数米，但它的大部分遗址还基本存留。当时平整土地出土了“战国磨光黑陶壶”、“陶豆”和“西周陶壘”，时任村支部书记上缴给了涿州文物部门。

对于“战国磨光黑陶壶”，1999年《涿州文物展》的画册将其印在了封画；2014年涿州博物馆开馆后，出版的《涿州博物馆馆藏文物选》又将其印在封二，并与“陶豆”和“西周陶壘”共同陈列在春秋战国的内容版块中。

战国磨光黑陶壶

大岗子除了以上三件文物外，据说还有青铜剑、马镫，成对青铜爵、绿釉盘、青釉小杯、鱼纹陶罐等出土，那时都堆放在一、二队料房后夹道，可惜如今均查无下落。另，还曾出土过一大批鹿角，曾存在村大队部和朱先生家的猪圈房之上，有外伤出血或生育不下奶者，刮粉涂服，现已无存。

据涿州市文物部门有关资料表明，涿州高官庄商代至战国遗址占地30000平方米，台地高1.3米—1.8米，文化层上部距地表0.3米、文化层厚0.6米。1991年河北省文物考古队在此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夹砂红陶鬲口沿、罐口沿、鼎足、骨簪等，并发现西周竖穴式土坑墓2座。2007年修建廊涿高速公路对遗址北部进行了发掘，代表性遗迹有房址，出土器物有鬲、盆等。

大岗子的出土文物和考古发掘的发现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此处，它应是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的富庶邑落，就拿这件战国磨光黑陶壶来说，它长颈、鼓腹、带盖，抛光精细，古朴稳重，造型优美流畅，虽是陶器但通体透发着青铜器的神韵，体现了高超的制造工艺和美学价值；这件陶罍，为盛酒酿酒之器，在西周与春秋时期流行，佐证着此处先民们的烹饪饮食和生活水平。

据有关资料表明，涿州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土地肥沃，经济富庶，当时城市已经形成，手工业、商业发达，市井繁荣，成为与蓟城（今北京）并峙的城市。这一时期的社会景象，在汉代经济文献《盐铁论》书中记载曰：“燕之涿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大岗子的文化遗存验证了文献所载，不然荆轲的督亢图何以引得秦王的青睐呢？

三、“大岗子”是历史文明久远的薪火传承之地

根据前文所述，大岗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既是先民们的富庶邑落，也是俯瞰周边督亢秋成盛景的“原点”，这个论点从考古学的角度也是能够站住脚的，涿州市文物部门有关资料早已表明高官庄遗址（大岗子）年代为商至战国时期。而且我认为大岗子上的先民文化起源时间，应该更接近于仰韶文化晚期，因为大岗子有关信息在呼应着考古结论和我的观点。

一是大岗子在高台的基础上起垫堆筑。大岗子的土虽为硬土，板实，却不像原始生土，似从外边搬运过来，并经过夯实。我那时在大岗子“贩土”时，发现底层与南边生产队料房根基齐平，土虽硬但夹杂白线，与考古中土层移动后情况表现相当，这些在我的头脑中印象至深。那么土又来自何处呢？

北高官庄东西街中间有一大水塘，我住东街，管它叫西大坑。大坑形似老鳖，头爪齐全，坑深三丈有余，面积约有五六十亩，从未干涸。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水位全面下降，大坑才断续露底。大坑水深清澈，轻扫涟漪，夏日我和小伙伴们在此游泳摸鱼，冬日在冰面上滑冰车，抽“汉奸”，相互耍逗，留下了年少时过多的愉快和记忆。

在农村，村村都会有坑塘，多是盖房、垫圈起土而成，北高官庄分东西街，东街有坑十二（老爷庙周围有四；小四队边围有四；二队社员房后有三；村南有一）。西街除西北外，已被水塘包围。西大坑之大，在十里八乡莫过于此，村中坑塘之多，在各村也应为冠。按正常用土量，这些小型坑塘已经足够。无特大工程所需，决不会在平原之上，挖成如此大坑。

这个大坑的面积我感觉与大岗子基本相同，我认为正是为了垫高大岗子挖掘而成，大岗子用土就来自此处，就近取土，从而高筑成台。那为什么要高岗填土呢？它发生在什么历史阶段？这些均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表明，在我们暂时无法考证的时代，生活在大岗子的先民们或为宜居，或为祭祀，或为观天，他们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挖土筑台活动。

二是大岗子与涿州西北隅的青岗仰韶文化遗址有着内在关系。据传，“四十里地小浑江”的流域，从房山区张坊镇的镇江营直至涿州西部，乃至涿州以东的督亢之地一带。1990年涿州文物考古队在青岗台地上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它是迄今涿州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址。

战国泥质灰陶豆

早年间，听乡亲们说，大岗子北原是小浑江水道，若站在大岗子之上，向西北望去，似有水脉痕迹。如将现在村名相连，也应是一条证据链。大岗子之北水脉形成，自后塘、前塘、海深塘诸村西北而来。因主水道到大岗子西北角后分一支流，折弯向南，走“大岗子”西侧，入西大坑，若满溢则再走南岗洼由智军庄村北下泄。这样，大岗子处在河之交汇处，此地水源充沛，高地宜居，自是天工造就，被先民们选中聚居，再后形成邑落。1958年大跃进时期，涿州修幸福渠，引拒马河水南下灌溉，分别在柳河村东、北高官庄村北大水沟、村东南南岗洼之处设闸分泄水流东下，可见设计者仍遵循小浑江水脉走向之自然规律。为此，可以说大岗子与青岗仰韶文化遗址同是“四十里地小浑江”流域的台地聚落。文化随水而来，西源东进下泄，其间大岗子高地，先民在此宜居，此后高岗填土，“四环天际五十里”，良田沃土，成盛景古迹，即“督亢秋成”。

三是大岗子一侧的汉墓群是此处历史文化的延续。据涿州文物部门资料表明，高官庄汉墓群南北长300米、东西宽约20米，占地面积600平方米，但墓群破坏严重，根据墓室和墓砖等物分析为汉代。尽管除此之外未见墓群的其他资料，但是仍可以说，直至汉代，大岗子上的先民们仍在这里繁衍生息（而乡叔所见金大定某年的“范阳东南高观庄”之石柱，表明大岗子文化在不断地传承着）。

以上我谈到了大岗子的地貌特征、出土文物和文化源流三个方面，以此来支持涿州北高官庄大岗子为督亢秋成“原点”之说。我爱自己的家乡，乡情自然倍感亲切，但我更愿意采取以物证史的方式，客观地揭示督亢秋成的历史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