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博物馆基本陈列《幽燕沃壤 大美涿州》在《涿水长歌》展厅，陈展着六面金代双鱼纹铜镜，铜镜虽非一地出土，但铸制如出一辙，其纹饰精美，形象生动，也可视为“金镜”的代表作。金代（公元1115～1234年）是由我国历史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也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有金一代的119年间，不仅推进了变边陲为内地、变蛮夷为华夏的历史进程，而且以其民族主体中那种广阔的容受性和锐意的求新精神，几乎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都为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书写了浓重而多彩的一笔。因此，史家谓其“典章制度，几及汉唐”。这里，仅以铜镜艺术一项，便可窥金代文化艺术所达到的高度。

金代双鱼铜镜

中国铜镜自唐末以来开始衰落，北宋略有复兴，南宋继续衰落，然而与南宋对峙的金代，在铜镜制作上却异军突起，虽有不少仿唐宋之作，但也有创新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目前所见到的金代铜镜，粗略统计，大约在二千面以上。这些铜镜多数为出土发现，其发现地点，遍及我国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北京市、内蒙古、山东、湖南、山西、甘肃、陕西等省市，甚至远及韩国、日本和俄罗斯滨海地区。

由于受历史条件局限及当时民间私铸镜的盛行，已发现的金镜，确实呈现着精糙不一、良莠不齐的现象。但综观全貌，我们又不能不为其形制与纹饰中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及审美意蕴而叹服。距今八百多年前的金镜艺术，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堪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它一方面继承了汉唐装饰艺术特色为主的传统，在工艺上，也使用线条平、凹或凸起的“铁线银丝”法，也运用地纹或铭文装饰，也借鉴图案化构图方法；在题材上，神禽瑞兽、花草仙人，兼收并蓄。然而，重要的是，在继承中不泥古、不雷同，与现实的生活结合并能积极汲取其它艺术门类的长处，不断丰富本身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最终使金代铜镜艺术彻底摆脱了构图造型图案化、题材内容神秘化，数千年变易不大的格局，走上了创新之路。

最有名的一面双鱼镜，于1964年出土于黑龙江阿城市新华乡（现藏国家博物馆），其直径43厘米。浮雕两条肥大的鲤鱼，决首尾相接，追逐于波浪水藻间，绕钮作同向侧游。双鱼形态逼真，形体细部刻画极为细致，波纹、气泡及花卉纹圈带的设计雕镌，也无一不精，确是罕见的杰作。在中国的传统图案艺术中，鱼具有生殖繁盛、多子多孙的祝福含义。而以鲤鱼跳龙门来表达祈求升官登仕的愿望也是十分流行的。以鱼纹入镜，自唐代开始，历代不绝，然而尤属金代铜镜中之“鱼”，最为研究者称道。因为“金鱼”形象，写实，丰满，生动，并和水波、涟漪、花草配映一起，使画面洋溢着一股幸福、吉祥、欢乐的情趣，因而格外招人喜爱。

鱼纹镜在已发现的金镜中比例很大，分布也广。涿州在金代初期，处宋金交界之地，每年还是不断有金代双鱼铜镜出土。目前所见皆为双鱼纹，偶有单尾或多尾出现于画面的，但大都是为花卉或人物作背景点缀，不是主体纹饰。其形制均为圆形，取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而双鱼的设计，一是含有富足、完美、情爱的寓意，二是便于构图，使画面显得饱满匀称。

双鱼镜的构图造形，虽大体相近，也略有不同。比如鱼造形，多数为鲤鱼，还有一种大头短尾的鱼，形近于鲫；另有一种形体圆长的鱼，可能是北方俗称的“草根”鱼。其背景纹饰，差别更大：其中多饰水波纹，也有仅以花草映衬的；还有配以莲花、莲叶与波浪纹一起作为背景；也有加饰卷草或缠枝花圈带或铭文的。

涿州博物馆的金鱼铜镜均为青铜质，圆形，圆钮，直径均为14㎝，缘厚0.3～0.5厘米。铜镜均分两区构图，内区底纹为浅浮雕翻卷的波浪，刻划细致，有“尺水兴波”之感；钮两侧波浪间浮雕二鲤鱼，首尾相接，同向回泳，逐浪嬉戏；双鱼鳞鳍清晰，摇头摆尾，造型生动逼真，游于清流之中，画面充溢着一种灵动的情趣；镜内区鱼身肥大，占据着镜背主体位置。外区为一狭窄纹带，环饰布局不同的莲叶、莲花，为缠枝卷云纹。这些铜镜将为研究涿州乃至整个燕京地区的金代历史、文化、丧葬习俗起到重要作用。

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