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城北的永乐村的东兴寺，曾有一座辽代石塔。塔为经幢式，高6米余，八角，密檐十三层，宝珠顶。东兴寺在辽金称永乐院、明清时称东禅寺、后又改称东兴寺。东兴寺的寺院建筑及这座石塔，同毁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民国年间编印的《涿县志》，刊载了此塔照片，并描述说：“塔在本县永乐村，辽代物。叠矩重规，飞桷张檐，于庄严色相中寓婀娜风格，雕琢殊古”。涿州文物部门于2000年征集到塔身的一段，这件石刻文物现陈列在涿州博物馆《石艺通灵》展厅。

这节塔身为大理石材质，八棱形，高117.5厘米，直径79厘米，每面宽28厘米。塔身纵向从中剖开作二件，中间正中挖空呈龛形，龛内置一石佛像。塔身正面上部浮雕一行龙，周饰云气纹；下部饰一门，行龙作口衔门楣状；门左右两侧（第二、八面）下部各浮雕一护法神（力士）。云、龙和人物的浮雕，布局匀称，线条劲健，刻划细致，堪称辽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

塔身第二面上部至第八面均刻有铭文。其中第二、三、四面镌记文，五、六面镌《大悲心陀罗尼》经文，第七面上部刊本村捐助人题名。石塔记文竖刻正书，“莎题沙门志才撰”，“当郡吴志宣”镌。首题：“大辽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

这篇记文撰写于辽末天庆十年（公元1120年）四月，出于石经山云居寺（辽代属涿州范阳县，今属北京房山区）沙门志才之手。志才乃辽代后期燕京地区著名学僧，现存于云居寺辽代压经塔上的《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也是他所撰。这件石塔构件记文前“莎题沙门志才”中的“莎题”，指的是房山的石经山。据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谓：“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带山，生莎题草，又曰莎题山。藏石经者千年矣，故曰石经山”，莎题之号由此而来。关于志才的生平行状，目前仅知清末缪荃孙艺风堂藏有《莎题师造陀罗尼经幢》拓本，后有记文，多磨泐不辨，仅识“莎题师，西马村人，俗姓□氏”数字。推测白带山云居寺应是其晚年修持之地。作为一代学僧，志才能够为永乐村邑众所建的“感应舍利石塔”撰写记文，也从侧面反映了建塔一事在僧俗二众中的影响，及当地佛事活动与中国北方名刹云居寺的关系。

民国版《涿县志》书影

僧志才所撰记文，首言佛骨舍利以福人天之功，再言记传所载因感应而获舍利之事，又叙永乐村佛教邑会数十年来佛事活动中获舍利供奉的过程，后引唐宪 宗时韩愈不信释教，上表谏迎骨而寿不永为例，以斥訾教谤佛者。此记虽为侫佛之文，但征引宽博，叙事简括清晰，议论风生，置于有辽一代释子文章之列，可称为“秀出于林”之木。

辽代永乐村石塔（拓片）

可贵的是，这篇塔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一村内的几个佛教邑社，三十多年间相继不辍的佛事活动，真实具体地反映了辽代燕京地区民间崇奉佛教的情况。记文载，辽燕京析津府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有佛教邑会称“嬴钹邑”，其邑众靳信等，于辽道宗大安三年（公元1087年）二月十五日，建佛祖圆寂道场三昼夜，“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扎制释迦牟尼涅盤像一躯，按照佛教仪式火化后，竟于灰烬中得舍利（佛骨凝结物）十余粒。为供奉这些“感应”而获得的佛骨，大安六年（公元1090年），当村的又一佛教邑会“念佛邑”的邑众，出资于本村僧院建砖塔一座，以奉安葬讫。后来到辽天祚帝天庆九年（公元1119年），后辈又有“螺钹邑”邑众，亦于二月十五日，办圆寂道场七昼夜，并依照前法扎纸佛一尊烧化，竟又得舍利五十八粒。于是邑众舍财建石塔一座，在天庆十年（公元1120年）三月三十日葬讫并刊铭以记之。

记文中载：永乐村僧院还有一所建于大安六年（公元1090年）的砖塔，亦为邑众为供奉舍利所建。此塔早毁，遗址已不能确指，但塔铭有拓本流传。其记文可与石塔塔记辅证合观。其记：“窃闻吾皇汉化，位登九五，远则八方入贡，近则风调雨顺。八叶承条，千龄应运，德感贤臣，匡佐内外，极无不归。然及光宗释典，三教兴焉。今则我释迦牟尼舍利者，如来玄远奥义穷无不尽。天地而堪倚堪托，万类而悉皆从顺。实燕京析津府涿州范阳县任和乡永乐里螺钹邑众，先去大安三年二月十五，兴供养三昼夜。火灭以后，邑长靳信等收得舍利数颗，自来未成办。至第三年，有当村念佛邑等三十余人，广备信心，累世层供养诸佛。各抽有限之财，同证无为之果。遂乃特建宝塔一所，高五十余尺，去当院前堂南面约五步，一级三檐。是日，有当年首领五仙、乔寿、郦翔、董选、张仁思五人，特管两檐砖灰，同成灵记，共结良因。张安民书，于时大安六年庚午岁次甲子朔七月十五日记。”

据两塔记文，可知当时的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范阳县任和乡永乐里（今永乐村），在道宗、祚帝两朝的30多年中，共出现过嬴钹、念佛、螺钹等三个佛教邑会组织，这些组织前风后继，不时举办佛事活动，邑众们两次舍次建砖塔、石塔各一座，辽代民间崇佛风气之烈，于此可见一斑。文中所叙当时举办的圆寂道场——即火化纸佛的形式，实涉迷信，又谓于灰烬中能得佛舍利，更属虚妄之谈。但时风所至，故妄听之也罢。不过，今天我们从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佛教活动的具体情形。

辽代崇佛之风最盛，而其陪都南京（开泰元年改称燕京）地区尤甚。当时位于燕京南部的涿州地区，以刊造石经名闻天下的云居寺为首，梵宇栉比，伽蓝处处，几乎成为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当时的涿州，属辽南京路析津府，由于其“畿南首郡，万国襟喉”的特殊地理位置，其佛寺之众多，佛事活动之频繁，均盛于析津府所隶之其它州县。随着崇佛风气的愈演愈烈，佛教信徒的日益增多，燕京地区出现了许多佛教邑会组织，这种组织通称为“千人邑”，目前发现的许多佛教刻石中，都有关于这种邑会社团的记载。这种邑社多由寺院僧人或乡、村头面人物组织成立，通称“千人邑”，其实邑众也许不足千人。至辽代中晚期，在大的邑会组织下，往往设有分支邑社，这些小的邑社多以村、里为组织范围，进行佛事活动。邑社名目众多，多以佛教词语定名，如弥佗邑、弥勒邑、诞圣邑、供塔邑、灯邑等。如上文所述永乐一村便成立过蠃钹、念佛、螺钹三个邑会组织。这些邑会设有邑首、邑长、邑正、邑录等邑会头目，而参加邑会的信徒们，则称邑众或邑子。邑会信徒们，大都是溺佛甚深者，如永乐村诸邑会，自己出资出力，举办圆寂道场，甚至建塔建寺，祖孙承袭，父子相继，竟成一代风气。

其实，这种民间佛教邑会的出现，并不始于辽代，早在北魏时期，有一种叫做“邑义”的佛教基层组织，便与辽代的“千人邑”很相似。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始建于何时，不见于史籍，石刻文献中，最早有现存房山云居寺的“重修云居寺千人邑会之碑”首记其事。此碑刊立于辽应历十五年（公元965年），碑阳刻“邑人”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碑阳刻千人邑邑首及邑众的题名。碑记称寺主谦讽“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先例，纳有常斯，贮于库司，补兹寺缺”。这是目前所见金石文献中对“邑会”的组织形式、意旨、入会条件、捐施定例的最直接的记叙。

辽代永乐村石塔（局部）

另有应历五年（公元955年）刊制的《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中，其题名中有邑录、邑人及女邑近百人。此幢发现于今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北郑村的一座辽塔内，长沟镇辽代隶涿州范阳县，称西北乡，于此可知，当时的这种佛教邑会，已遍布燕南乡、村。

原立于涿州城北隅云居寺塔侧的《大辽涿州云居寺供灯塔邑记》碑文，则记述了乾统十年（公元1110年）九月，涿州城的“灯邑高文用等，与众誓志，每岁上元，各揆己财，广设灯烛，环于塔上，三夜不息，从昔至今，殆无缺焉”。又记“供给邑僧义咸等，于佛诞之日，炉香盘食，以供其所。”据上引可知，名称不同的邑会，奉祀佛祖的形式也不同，如灯邑则燃灯不息为奉，而供塔邑则于佛诞日以炉香盘食为供。

这种民间社团式的佛教邑会，至辽代末年最为兴盛，而经过了辽末兵革和宋、金对峙燕京的迭相经略，到了金代，渐超式微。目前所知，仅有金初天会年间的《智度寺邑人供塔碑》，曾记有邑人助资供塔之事。据此可知，金代初年，承辽末之余绪，这种佛教邑会活动，还继续了一段时间。

杨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