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博物馆的《陶韵炫彩》展厅，是陈列涿州东汉家族墓出土彩绘陶器的专题展厅，这个家族墓曾在2004年出土了39件彩绘陶器，经遴选后布置在这个展厅内陈列，其中有两件镇馆之宝——“彩绘陶神灯”和“彩绘陶镜台”。
东汉彩绘陶神灯出土情形
汉代实行厚葬，有“事死如生”的葬俗礼制，彩绘陶器在东汉最为流行，专为随葬而制作的的人物、动物、家畜、家禽的形象，生动逼真、富于情趣并颇具艺术创造，在汉代盛极一时，成为当时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东汉家族墓的明器有生活中的楼阁、房屋、粮仓、灶台、用具、家禽等，可谓一应俱全，为的是让墓主人死后能够继续过着在世时的生活，仍然是高屋广厦、珍馐美味、猪羊满圈、鸡鸭成群。
东汉家族墓出土文物为涿州提供了丰富的馆藏，观众走进这个展厅，就立刻被所陈列的彩绘陶器所吸引。
这是一批充满着农家气息的明器：你看那陶犬，仰天长啸，项上有圈，腰间有带，背上有环，可穿绳牵之；公鸡和母鸡的造型明显有别，公鸡昂首挺立，母鸡则呈温柔之态，但它们的脚爪却是带蹼的鸭爪造型；还有那陶猪圈、陶灶、陶猪，分明是生活实物和实景的再现……而令观众长时间驻足观看的，就是彩绘陶神灯和带支架陶镜台。
先说彩绘陶神灯，器形通高130厘米，底座直径45厘米，上口直径15厘米。瓶体由上下四组套接而成，各层均在口沿部或外壁贴塑彩绘塑像，可分为九层，为涿州市首次发现，其形体巨大，造型独特，装饰精美，堪称填补空白的文物孤品， 在墓中放置彩绘陶神灯，显然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灯，它象征着生命不息、灵魂不灭，即人们所说的“长明灯”。
从器形结构上看，这件陶神灯与魂瓶相似。魂瓶，又称“谷仓罐”或“堆塑罐”，是流行于三国孙吴至西晋期间的一种形式独特的随葬品，用以作为亡魂的“归依之所”，一般在口沿以上堆塑楼阁、房屋、人物、飞鸟、走兽等，有的还有佛像和其他的装饰图案，是为了祭奠死者、超度亡灵而专门烧制的随葬明器，多出土于江苏、浙江两省。
东汉家族墓封土
那么这件器物为什么定名为“灯”而不是“瓶”呢？通观器物上下，既找不到任何一处有“瓶”的形状，也无所谓亡魂“归依之所”的容身之处。它集多种装饰于一体，图案复杂，造型奇特，层层装饰之上，最后收笔的是一个灯盏，其寓意不言自明，即“神灯”。但它与魂瓶之间，两者应该有着某种相同或相近的渊源关系。
东汉彩绘陶神灯（局部）
这件彩绘陶神灯的装饰，比一般的魂瓶更为繁复：第一层在四周塑马术骑俑、舞伎、飞鸽、玉兔和东海黄公打虎；第二层塑猴子爬树、飞龙、叠罗汉、骑羊和马上射箭；第三层以马术骑俑为装饰；第四层至六层以舞伎、抚琴俑、说唱俑为主；第七和第八层塑万年青神树；第九层安排一个灯盏，作为神灯盛油的地方。通过对它周身装饰的考证，其装饰应该不是工匠们的即兴创作，而是表达了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鲜明艺术特色的主题，即汉代“角抵百戏”。
古老的角抵犹如今天的“摔跤”，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发展到汉代的“角抵百戏”，其场面之热烈，演出內容之丰富，都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东汉杂技更为繁盛，开始把“角抵诸戏”称为“百戏”。《后汉书·安帝纪》载：延平元年十二月“罢鱼龙曼延百戏”，是百戏之名的最早记载。
汉武帝时，为了发展“百戏”，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立了乐府，广泛收集民歌或配写歌词和曲调，安排演出等等。汉武帝还在太常寺设立了散乐专部，加强对“百戏”的管理，并且还在朝延内专门设置了俳优，集优秀艺人进行节目加工和演出，还兼蓄西域等外族歌舞、杂技和幻术，以丰富“百戏”的演出。
这件彩绘陶神灯的装饰，在第一层的装饰中有东海黄公打虎的造型，可以说它是角抵百戏内容的重要依据。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东海人黄公,年轻时练过法术,能够抵御和制伏蛇、虎。后来把它采入宫廷，作为角抵戏的一个节目。鉴于《东海黄公》是汉代角抵戏的代表性剧目，这件彩绘陶神灯的装饰上又有相应的造型，可以说明它周身装饰应该是角抵百戏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东汉家族墓中陪葬这种精美繁复的陶神灯呢？是显示墓主人的富有，还是寄托着某种祈望？可惜这些谜团一时难解。
东汉彩绘陶神灯（局部）
再说带支架陶镜台，高1.14米，由底座、支架和镜三部分组成，其中陶镜的造型来源于铜镜。陶镜是绑在一块长形的陶质的板条上，镜的上下边缘均有陶质护托围拢着镜子，板条上均匀地钻着孔，板条下插在长形的陶筒里，就像宝剑插入剑鞘一样。陶筒身上也均匀地钻着孔，且与板条的孔等距相同，而陶筒则镶在一个方形底座上。如果想让陶镜高一点，向上提升板条后，将孔与陶筒的孔相对，用小木棍横穿其孔，使板条与陶筒固定就行了。如果想要镜子低一点，将板条往下来，对好孔后也用小木棍横穿即可，这样的架子可根据人们的需要随意调整陶镜的高低。
镜子，是古代人们用以照面饰容的主要用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商、西周和春秋时的铜镜，都有零星发现，战国开始盛行。到了汉代，由于日常生活的大量需求，加之西汉中叶后经济飞速繁荣，铜镜制作产生了质的飞跃。所制铜镜工艺精良，质地厚重，镜背铭文、图案丰富多样。后经唐宋时代两次发展高峰，到明清时期，随着近代玻璃的诞生，铜镜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环顾中国铜镜的发展史，这种带支架的铜镜，在古代文献里，或是在国内的各个博物馆里，乃至古典文学以及古代题材的影视片里，都未发现古人有使用这种带支架的镜子的，那为什么这件陶镜制成这种形式？是仿照墓主人生前之物制作，还是出于丧葬习俗？还是事出有因？这些疑问目前都没有得到合理的答案。
彩绘陶神灯和带支架陶镜台后来均被专家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面对如此珍贵的文物，观众不禁要问，它们陪葬的墓主人和东汉家族墓又是什么情况呢？
东汉彩绘陶神台
时间回到了2004年。当年5月14日的这一天，涿州市开发区某工厂在平整场地时，发现了一片东汉家族墓群，该厂停工立即报告。涿州市的考古队员们闻讯赶来现场，开始了考古勘查。东汉家族墓的地表特征是一座隆起的土丘，即墓的封土，高7米、直径20米、占地面积314平方米，封土之下有5座古墓。考古队员们经过文物勘探，又在封土周边发现了28座东汉古墓。在河北省文物局专家指导下，他们抢救清理了15座古墓葬，共出土随葬品137件。其中在封土下的1号墓中，就出土了包括彩绘陶神灯和陶镜台在内的彩绘陶器共39件。
那么这个1号墓的墓主人究竟为何许人也？这也是考古队员们非常关心的问题。1号墓为中字形券顶砖室墓，总长23.34米，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与后室之间设甬道，后室为拱形穹窿顶，墓室为长方形，高2.2米、南北长3.3米、东西宽1.5米。
在考古队员进入1号墓的那一刻，他们惊呆了：这个墓内有数量众多的彩绘陶器陪葬品，分别放置在前室左右两侧、甬道之间以及后室之前，共有陶器50件，其中有彩绘陶器39件，夹砂红、灰及泥质灰陶器11件。在39件彩绘陶器中，有彩绘陶神灯1件、陶镜台1件；羊形溺器、陶盉、陶灶、陶甗、陶盘、陶镜、陶圈、陶犬各1件，陶楼、陶禽各2件，陶猪3件，以及陶壶、陶釜等器物——整个是一座文物宝库。
在近两千年的岁月里，古墓相安无事，只有地表树木的根系向下蔓延，渐渐地从墓葬的砖缝中钻出而进入墓道，却没有盗墓者来惊扰古墓，这些陪葬品就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墓主人，始终保持着当时下葬时的摆放布局，彩绘陶神灯、带支架陶镜台的色彩依然艳丽，只是陶镜台的支架已折断为两截。
当考古队员精心整理墓中棺椁之时，他们心中感到非常的遗憾：葬具木棺已朽，仅见棺钉，尸骨严重腐烂，已无任何可考之物，故墓主人的性别、姓名、年龄及身份等信息不详，所以墓主人何许人也，这是什么家族墓无法定论。如此规模的东汉家族墓，出土文物之多、精美至极，根据这一特点来分析，至少说明这片家族墓应是涿州东汉时期家境特别殷实的富家大户。
涿州东汉时期的历史名人有汉昭烈帝刘备、汉桓侯张飞、东汉政治家卢植等，其中以卢植为始祖的卢氏家族，是史家所说四海大姓崔、卢、王、谢世家大族之一。但据有关资料记载，卢植死后只用布单裹体、土穴埋葬、不用棺椁，一切从简，而1号墓的墓室格局和陪葬品之多，似乎与卢氏家族无关。那么它又是谁呢？查遍涿州方志方面的资料，均未发现任何家族墓葬类信息的记载。
也许有一天，在涿州或是在国内又出土了与这两件相对类似的文物，那么就能为我们研究它们提供一条可参考的路径，在这之前，我们和这两件文物之间仍旧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张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