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北海公园里沿北岸西行，临近五龙亭有个院落，门额上有溥杰先生题写的“快雪堂书法博物馆”。这是一处闹中取静的三进院落，第一进称为“澄观堂”，是从前皇帝读书的地方；第二进称为为“浴兰轩”。明末清初，这一带是帝后消暑游乐的场所，只有这两进方形院落。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为了保存《快雪堂法书》石刻，才仿照圆明园三园之长春园内淳化轩的规制，在“浴兰轩”之后同一轴线上建了“快雪堂”。这个几乎被游人遗忘的院落，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除了“快雪堂”东西两廊镶嵌的法书石刻声名赫赫外，这里还曾经是民国年间“松坡图书馆”的旧址，是纪念蔡锷将军和存放蔡将军藏书的地方。如今“松坡图书馆”的藏书已归藏国家图书馆。

“快雪堂法书”石刻，就是当年冯铨倾力成就的一项千秋伟业。

冯铨(公元1595~1672年) ，字伯衡，又字振鹭，号鹿庵，顺天府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明末清初大臣。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进士，改授翰林院检讨，其父被劾罢官，冯铨亦回籍。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得复故官。之后屡有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承旨充《三朝要典》总裁官。四月，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其贪贿太甚，为崔呈秀所嫉，于同年闰六月初二日免官回籍闲住。

快雪堂旧影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十二月，给诰致仕。崇祯初，魏忠贤伏诛，冯铨论杖徒，赎为民。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谋复官不果。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定都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以书征召冯铨，恢复其大学士职衔，令其入清廷内院协理机务。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后多次出典会试。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8年），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冯铨与大学士洪承畴曾疏请恢复明朝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议定郊社、宗庙乐章。他屡次受诸言官弹劾，期间曾罢官，后复出。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冯铨以年老加太保致仕，但仍留在清廷以备顾问，其后经奏请皇帝批准回到原籍。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改设内阁，清廷命其以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冯铨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卒，谥“文敏”，但随即又削除其谥号。

从史书上记载的冯铨为官履历上看，冯铨虽有政声，但明朝依附魏忠贤，清朝又为贰臣，历来受人病垢，名声不佳。但冯铨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不可抹杀。冯铨称得上是一位大收藏家。冯铨留给后人的，除了著有《瀛州赋》和《独鹿山房诗集》，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辑刻了题名为《快雪时晴》的历代法书刻石，并把刻石传拓留之后世。这套刻石在历史上三易其地，故拓本也有区别，分涿拓、建拓和内拓3种。涿拓即是刻石完成后，在涿州拓的；建拓是刻石流落福建时的拓本；内拓就是乾隆得到后，由内府所拓。历代评价以涿拓为贵。明清间镌刻的书帖很多，有评论认为“以快雪最为精美，嗜帖者得快雪涿拓，宝之不啻宋刻”。

《快雪堂帖》（涿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笔意精彩，除《追寻帖》1~6行石面有损外，其他都完好。其中，颜真卿《鹿脯帖》、苏轼《登临览观帖》、米芾《珊瑚帖》均是木刻版（入内府后改为石刻）。此拓本托裱经折装6册，6卷全，共313页，纵27.3厘米，横26.6厘米。每册首端有“乐善堂图书记”印一方。

《快雪时晴》的历代法书刻石，是冯铨辑选了他所收藏得晋代至元代，包括著名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在内的21位书法家的墨迹共计81篇，其中还包括：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在东晋父子被称为“二王”；宋朝四大家之称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楷书四大家之称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赵孟頫；唐朝僧人怀素的狂草等优秀的作品，请当时的镌刻名家刘光旸摹刻上石。摹镌者刘光旸，字雨若，安徽人。博雅好古，擅长书法篆刻，又精于鉴赏，被顺治帝封为鸿胪序班，并御书“特赐清班”赐之。刘光旸出入皇宫，饱览皇家收世藏，有机会通览历代书法名作。于是选其中精品——双钩，后来带出宫去，凭自己治印十三刀法中双切和救刀的工夫，摹勒了三十六块木板，前后两面刻，共七十二面，定名为《翰香馆法帖》。

清康熙年间冯铨的后代因家道败落，将石刻质于州库，后由易州牧、福建人黄可润赎出，并带回福建，后来闽浙总督杨景素又从黄可润手中购得此套石刻。乾隆四十四年，杨景素为讨得皇帝的欢心，将这套石刻献于乾隆，乾隆见此石刻后，如获至宝，龙心大悦，为了保存这套稀世珍宝，亲命在“浴兰轩”后增修这一进院落，建造楠木大殿，将石刻镶嵌在东西两廊内壁上，并亲自题写了《快雪堂记》亦镶于廊内。

“淳化阁帖之重刊，以内府向有赐毕士安之初刻，而世鲜原本、用以永其寿而公后来临池习书者也。尔时并有以觅快雪堂原刻为请者，置而弗许。盖以淳化所收颇富，其内不过缺一快雪帖耳，余则倍蓰胜之；至彼墨迹则早收入石渠，且刻之三希堂法帖矣，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乃今杨景素以快雪石刻来献，且云快雪石刻本，故臣冯铨所集，其子孙不能守，鬻於闽之黄氏，兹黄氏复不能守，臣曾督闽，知其事，故贳之以献。欲却之则事已成，且举关翰墨，非贡谀逢恶之为，因受之，并筑堂为廊以嵌石版，以淳化轩之例也。石版长短宽窄不一，且有木刻三版，因命内府摹淳化之善手，重模其迹而泐之石，伸长短宽窄较若划一，其木版仍置堂中，以纪数典。列观两廊，秩如彬如，弗啻黄氏所未营，而亦冯氏所未逮矣。夫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然循名责实，三冬未逢时，玉蒿目焦，心又何有于悦目娱志，而阅古则增沧桑之叹，问今益凛好恶之戒，凡吾所为记，多出于志愧而不出于志喜也。己亥嘉平月上浣，御笔。”

《涿拓快雪堂帖》书影

乾隆在《快雪堂记》中说快雪堂的名字的由来，“因石刻非因雪””也。其实，有人很早就“以觅快雪堂原刻为请”，被他制止了。在他看来，已经有了《淳化阁帖》和《三希堂法帖》，再刻意搜寻《快雪堂法书》，就有奢侈的嫌疑了，“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但如今闽浙总督杨景素“以快雪石刻来献，且云：快雪堂石刻本，故臣冯铨所集，其子孙不能守，鬻于闽之黄氏，兹黄氏复不能守。臣曾督闽，知其事，故贳之以献。”皇帝对于臣子的好意，有时是不好拒绝的，“欲却之则事已成，且举关翰墨，非贡谀逢，恶之为，因受之，并筑堂为廊，以嵌石版，从淳化轩之例也”。不过，这些刻石长短宽窄不一，有三块还是木版，嵌在墙上并不好看。于是，乾隆特命内府善手重摹，换成石刻，并将原来的三块木版存放在快雪堂的西室。可惜，到了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这些木版就已经不知去向了，只有《快雪堂法书》刻石尚完好无缺地嵌在廊壁上。

《快雪时晴帖》曾经宋代宣和内府收藏，后入米芾“宝晋斋”，元代又入御府，帖上有赵孟頫题跋，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所藏，延至清代为冯铨、冯源济父子所有，其后，冯源济进献康熙帝，入清内府。1949年，《快雪时晴帖》与其他文物南迁台湾。

《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纵23厘米，横14.8厘米，行书四行，行书四行，28字。《快雪时晴帖》是一件行楷书短简书札，其内容是在一场大雪之后，天晴的时刻，想起了远方的朋友，遂提笔写信问候。另一种说法则是一场大雪之后，王羲之出门访友未遇，留给朋友的一张便签。其译文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又说：“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全书28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他把此帖和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的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

杨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