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藏品，尤其是古代艺术品自身带有文化性与历史性，这种文化性与历史性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发明显。本文通过涿州市博物馆展陈的几种藏品，来探讨博物馆藏品自身的历史性与现代文化的沟通问题，以及藏品在博物馆服务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典型器物代表历史

典型器物是在某一文化区域内出现频率较高，具有典型特征的器物，典型器物的分型定式有助于对区域文化属性进行归类。涿州市博物馆陈列的藏品中，陶器典型器有战国燕式筒鬲、汉代陶圈与陶楼；瓷器典型器有元代的高足杯、钧瓷碗；铜器典型器有战国带钩、汉代连弧纹镜和元代铜权等。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器物就是战国带钩和元代铜权。

博物馆馆藏的耜形带钩，时代战国，长度5.8厘米，最大宽度2.2厘米，钩首长约1.5厘米。钩体镶嵌9颗绿松石，5颗脱落，现存4颗。钩身饰有一凸起的弦纹，两个涡纹对称分布于两侧。钩纹呈耜形，因形似古代铲土工具耒耜而命名。该种类型主要流行于战国晚期，以三晋、关中和燕地分布为主。耜形带钩作为带钩中的典型器物，一方面可以断定时代，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古代佩戴方式和服饰变化，另一方面，在那个“视钩各异”的时代，更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耜形带钩

博物馆展厅内陈列一枚铜权，通高10.7厘米，实重835克。倒梯形钮，中有一圆孔；圆球体腹，略呈鼓腹束腰形，腹下为圆台阶式底座。铜权表面有刻字，正面刻有“至元廿五年”，背面刻有“济南路造”，侧面刻有“十”。在《元代铜权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蔡明学者将目前所发现的209件元代铜权分为两型：A型腹部呈圆体；B型腹部呈六面体，其中他把涿州市博物馆展陈的铜权作为A型典型器的范例。根据铭文体例分为两类，其中Ⅰ类体例为：“一面刻有‘×××年’，另一面刻有‘××路（造）’”，他将涿州市博物馆的铜权作为典型器归为Ⅰ类。

铜权

铜权是称重器具中不可或缺的配件，铜权的发展自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后的二千余年，其间型式虽稍有变化，但囿于称重原理的单一性，总体来说器型变化不大。涿州博物馆馆藏铜权作为元代的典型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通过归纳总结这一类的典型器的特征，作为元代铜权A型Ⅰ类体例的标型来指导今后各地对此类型铜权的分类断代，这种指导性的作用对于考古工作及器物学的研究与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再次此类典型器发现于涿州，对于今人研究元代时期涿州及其周边地区商业流通、经济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二、重复器物反映历史

重复器物专指同一时期制作的材质、器形、纹饰等相同的一批藏品。在涿州市博物馆陈列藏品中，几面金代双鱼纹镜就是重复器物的典型代表。其主题图案为两条顺时针游动翻滚的双鱼，双鱼周围饰有水波纹，铜镜周边饰有一圈连续的唐草纹。

双鱼纹饰在金代的含义十分丰富，双鱼镜中的双鱼图案是女真人借用鱼的生殖繁盛的特征，来表达“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也有借用鲤鱼跃龙门表达人们祈求升官登仕的愿望。双鱼纹镜在金代范围内较为流行，北至黑龙江地区，南至河南地区都有发现。

双鱼纹镜

双鱼纹镜

馆藏铜钱中，五铢钱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五铢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铜制通货。钱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将铸币大权收归中央。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面文"五铢"二字的钱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重如其文，被称为五铢钱。五铢钱作为通用货币，在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朝都大量通用，直到开元通宝的出现，才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五铢钱

涿州市博物馆通过展陈这类存世量较大的重复器物，来表明文物重复器物正是由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它们逐渐脱离了生产和流通领域，它们的价值会随着历史的时间推移和科学的认识加深，已逐渐被现代人接受认同。文物中的重复器物与现代工业化的相同品不同，它是古代工匠逐件手工制作的。文物重复器物在研究中更能准确全面的反映其代表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能更好的反映某种工艺技术的成熟水平和普及程度。五铢钱和双鱼纹镜也许在汉代或金代司空见惯，作为货币或家庭必备的梳妆正衣器物，但是它传达给现代观众一种艺术的体验与历史的积淀，这种文物与观众在思想意识上的沟通正是博物馆服务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