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多少古郡沧桑淹没于岁月，隐没于众多文物遗迹之中。而探究过往、挖掘历史之利器，当以贞珉美篆为甚。涿州古碑刻遗存众多，品类也繁。如《重修古刹兴教寺碑记》的发现，就使人眼前一亮，足可令人叹止于古人文笔功力之深湛。该碑刻现存于涿州博物馆，于2021年11月在松林店镇张沉村发现，碑通高254厘米、宽85厘米、厚22厘米，青白石质。明嘉靖六年（1527年）刊立，内容大致记载佛法东传之历程及兴教寺毁葺始末。试将碑文浅录如下:

重修古刹兴教寺碑记

赐进士出身奉训大夫、太子洗马兼充经延讲官同修、国史前翰林侍讲西蜀张潮撰

赐进士出身光禄寺卿吴郡崔傑篆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西蜀余才书

佛本西域圣人，生于周昭之季①，法化未来此土。暨汉永平十年，声教渐始流入中区。且二帝三王②时殊代异，隔而不修，审无受器，知而不传也。厥后白马经来，赤乌僧至③，兰腾道扬于明帝④，僧会德被于孙权⑤。隋文稽颡昙延⑥，梁武投诚宝志⑦，李唐倾心玄奘⑧，姚秦拜首罗什⑨，苻坚礼敬道安⑩，齐主师崇上统?，裴相了心于黄檗?，昌黎求法于大巅?，李翱道问药山?，山谷禅恭佛印?。古之明君哲士曷尝不重于是道哉？其为道也，不生不减，出九层圆盖之天，无去无来，超八维方质之地。利生广大，润物弘深，牢笼亿劫之生，拨济无边之苦。巍巍乎不可思议者也。然道虽广远，时有通塞，人在修为，时有隐显。道因法像以尊崇，人借行实而炫耀。近观涿郡之西，地□张沉村，旧有古刹，名兴教寺者，唐僧张三藏□居俗邑也，创于开皇，残于大业，鼎新于大唐，中兴于大辽开泰之初。

迨我圣朝成化年间，有僧名无礙者，复建前殿三世诸佛，后殿毗庐之圣。历岁滋久，风雨剥蚀，形残质朽，率不可观，住持□□恒存修葺之心，奈缘力弱。本郡丁公名玉字德良，未遇时诸兹瞻礼，浩然长叹，默然有重修之愿。未几武皇宾天。

今上入继大统，笃念服劳供事之臣，进阶太监掌尚膳，事督效勇营，不没夙志，慨捐赏赉之积，办宜用之物，大兴厥工，复于前殿之后，增立一殿，内塑释迦之像。甍桷椽楹，灿然华彩，门墙角砌，焕然清致，仍竖蛟碑二统，一以勒□□兹寺之记，一以署乐助之名，命僧朝夕焚修祈。圣寿于无疆，保利民之康泰，边烽永息，四海晏安，绵国祚于万万年矣。

鸠工于嘉靖丙戌丑月，落成于丁亥申月，公□□之□人，景仰者不止于此。建桥于采育，过□无沉溺之患；修道于京西，行者免仆踬之忧。其爱人利物之心不可概举，且孝敬不违，好学不倦，喜接名儒佳士，乐谈经史格言，忠鲠之节过人远甚，诚中兴之良佐也。即是而观，则寺之既废而兴者时也，公之由困而亨者亦时也，余之所谓通塞隐显，益于此而可验矣。事竣将记，敬述□□吾公之善，与其岁月以转告于后云。

嘉靖六年岁次丁亥秋七月上瀚吉日立

该碑由赐进士出身奉训大夫、太子洗马兼充经延讲官同修、国史前翰林侍讲西蜀张潮撰文，其文严谨活泼、对仗工整、言辞优美，堪称近期发现碑刻纪文之典范。现仅对其文用典，择其一二，略为浅释，愿与读者同飨。

用典之一: 佛本西域圣人，生于周昭之季①。

据《周书异记》载：“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水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星，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是何祥也？’由对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昭王曰：‘于天下何如？’由曰：‘即时无他，一千年外，声教被及此土。’”

周朝之人信奉君权神授，许多事情要通过占卜问卦才能有所决断，征战祭祀等国之大事，也要观天象预测凶吉。这一说法应是佛教正式入传中土后，后人据此记载倒推而来，况且佛陀确切的出生时间古今中外都有不同说法。但此刻石中引用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周昭王二十四年佛陀出世的说法。

用典之二:且二帝三王②，时殊代异。

“二帝三王”是指唐尧、虞舜为二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或周武王）为三王。

据《文选·扬雄＜羽猎赋＞》：“昔在二帝三王，宫馆臺榭……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 李善 注引 应劭 曰：“ 尧 、 舜 、 夏 、 殷 、 周 也。”

用典之三：厥后白马经来，赤乌僧至③。

这个典故讲的是佛教传入中国和东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在东吴传播的故事。“赤乌”为孙权称帝后所用年号，“僧”是指僧会。（后文详述）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遂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此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并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四十二章经》即诞生于此，成为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典。

唐代诗僧灵澈的诗句“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短短两句十字,概括地点明域外佛教传入中土的开端,同时也形象地展示了佛教初传中土的大致情形。

用典之四：兰腾道扬于明帝④。

蘭指竺法兰，腾指摄摩腾。

摄摩腾，中天竺人，全称迦摄摩腾，或称竺摄摩腾，竺指国名，迦摄即迦叶(迦叶波)，为婆罗门之大姓，擅长礼仪，解大小乘经典，常以游化为己任；竺法兰，中印度人，讽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据《梁高僧传》卷一载，“东汉明帝派遣蔡愔至西域求取佛经，师遂于永平十年(67)与大月氏僧迦叶摩腾结伴前来中国，居于洛阳白马寺，与迦叶摩腾合译四十二章经。”他们所译经文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而《高僧传》也将他们排列位首，凸显二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摄摩腾与竺法兰二师同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鼻祖。

用典之五：僧会德被于孙权⑤。

据《高僧传》卷一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凡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實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权又特听。会谓法属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槍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朝集观。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高僧传》里说，僧会为人高雅，有见识有肚量，天文地里都了解，能言善辩，很有文彩。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僧会来到江东，当时佛教并没在建业流传。僧会就在当地建茅屋，设佛像，吴国人看到这些以为他们在故意作怪，有官员就把这事告诉孙权，孙权想到昔日汉明帝曾梦见过神，号称佛，就想这可能是那个时候的遗风，于是就召见了僧会，问他有什么灵验。僧会说：如来已去世千年，佛的遗骨舍利法力无边，阿育王曾建八万四千座塔表达佛的遗化。孙权说，如果能得到舍利，那就建塔，如果得不到就国法处置。僧会请求给限他七天时间作为期限，回去之后僧会对其属下们说，佛法能不能宏扬就在此一举。于是他们就共同净身，扫室静屋，把一个铜瓶放在桌子上，烧香礼请，七天过去，没一点动静，就请求再宽限七天，又过了七天还是没动静，孙权就说：“你这是欺诳我”。将要治罪，僧会请求再宽限他第三个七天，孙权又特许延长，到第二十一天傍晚还没见到舍利，僧侣都很害怕，到五更时，突然听到瓶中锵然有声，僧会亲自查看，果然得到舍利，第二天孙权亲自把舍利倒入铜盘里，结果一下子铜盘就破碎了，孙权认为是很少见到的瑞象，僧会说就是金钢杵也不能把它打碎，试了一下果真如此，孙权大为叹服，马上建塔，从此江东大法就兴起来。

用典之六：隋文稽颡昙延⑥。

昙延（516—588），俗名王聃，字耽子，生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卒于隋开皇八年。他受到西魏权相宇文泰、北齐文宣帝（高洋）及隋文帝的尊崇，身为三朝帝师（其中宇文泰系死后追谥文皇帝），宠遇有加。

《续高僧传》卷八载，“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敕请三百僧于正殿祈雨。累日无应。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曰。事由一二。帝退与僚宰议之。不达意故。敕京兆太守苏威。问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万机之主。群臣毗赞之官。并通治术俱愆玄化。故雨与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请延于大兴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纔讫日正中时。天有片云须臾遍布便降甘雨。远迩咸感。帝悦之。”

《续高僧传》中记述：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天下大旱，朝野惶恐。隋文帝发出命令，召请三百名僧人在王宫正殿举行大法会，诵经祀雨，连续几日，毫无感应。隋文帝说：“天不降雨，有何事由?”昙延法师听后说：“事由一二。”隋文帝退出法会，同宰相大臣一起议论，不知何意，因此，就命令京兆太守苏威前往，请问昙延法师：“事由一二，是指什么?”昙延法师回答：“陛下是万机之主，群臣是辅助之官，君臣要并通治术，俱愆玄化。所以天下雨与不下雨，事由这一二决定了（即一者君，二者臣）。隋文帝听后，立即亲自参加祀雨之事，敬请昙延法师到大兴殿，登上御座，南面授法。文帝和群臣，五品以上的文武百官，一起席地而坐，北面而受八戒。戒授完毕，日至正午时，天上有片云飘来，顷刻之间，布满天空。继而天降大雨，无论远近，普得甘霖。隋文帝见后，十分喜悦。

初唐时期开凿的敦煌石窟第323窟中，南壁东端有《 隋文帝引昙延法师入朝》组画，其中第四幅位于东上角，画面为一殿堂式建筑，内置高榻，一僧坐于上，殿前阶下，有帝王一人，臣僚多人，面向高僧，屈臂合十，席地跪坐，作虔礼祈请状，榜题残损，这副壁画就是昙延法师于宫中正殿祈雨的情形。

昙延法师作为三朝帝师，在西魏、北周、北齐、杨隋实施佛教教化，对全面发展佛教意识形态起到重要作用。法师著有《涅盘义疏》十五卷及《实性》、《胜鬘》、《仁王》等疏，各有长短，其门人弟子继承其遗风，广大佛法。

用典之七：梁武投诚宝志⑦。

释宝志，俗姓朱，七岁出家，住江东道林寺，修习禅学。是南北朝时金陵高僧，世称宝公、志公。他的事迹颇多，且神异难思，大多散见于《南史》。南朝梁武帝萧衍初信奉道教，后来在宝志禅师的引导下，皈依了佛教，宝志遂被奉为国师，备受推崇。“常师每与帝长谈，所言皆经论义。”（见《五灯会元》宋·普济 金陵宝志禅师）

据《太平广记·释保志》载，“对梁武帝吃鲙，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谓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武帝深异之。如今秣陵尚有脍残鱼也。”

《太平广记》里说，他与梁武帝对面坐在一起吃鱼肉，昭明等各位王子都侍立在旁边。吃完之后，武帝说：“我有二十多年吃不出鱼的味道来了。师父有何高见？”宝志便从嘴里吐出一条小鱼，鱼鳞鱼尾都完好清晰，武帝见了深感惊异。如今在秣陵仍有一条切剩的鱼。

宝志禅师之神异颇多，但其佛学思想也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汉传佛教的素食观念，它的普及来自于梁武帝的素食政策，也即其《断酒肉文》之颁布，这也与宝志禅师不无关系。

至明末清初,出现了一部描写济公传奇事迹的《济公传》。后世一般认为“济公”的原形是南宋高僧道济禅师，但清末文人蒋瑞藻先生在《小说考证》中说:“ 实则南宋初无济公是人，乃因六朝宋宝志而伪传者也。”由此可见，宝志禅师可能才是“济公”的真正原形。

宝志禅师被后世推崇，先后被追尊为广济大师、妙觉大师、道林真觉菩萨、慈应惠感大师、普济圣师菩萨、一际真密禅师等尊号。其著《文字释训》30卷，《十四科颂》14首，《十二时颂》12首，《大乘赞》10首等存世。

用典之八：李唐倾心玄奘⑧。

玄奘（602-664）本姓陈，名祎，唐代高僧，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为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所推崇。

玄奘13岁出家，后遍访名师，佛法造诣日深。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法。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返祗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亲自召见，对其西行壮举大为感叹。并促请玄奘大师将西行所见所闻，撰述成书。日后，玄奘大师写下了《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此举对太宗经略西域提供了有力的蓝图，大师也成为国家开疆拓土的一大功臣。太宗因爱才若渴，屡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玄奘均婉言辞谢。

玄奘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此后二十年间，主要从事译经事业，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还曾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将入印路途见闻撰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该书已成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一生致力于佛教事业的发展，其事迹多见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两书。他的西行取经求法事迹受世人崇敬，以致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并使其逐渐演变为神话人物。如宋代出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尤其是明代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更使“唐僧”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用典之九：姚秦拜首罗什⑨。

姚秦是指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罗什指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3-413），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博通大乘小乘，精通经藏、律藏、论藏三藏，乃三藏法师第一人。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且位列四大译经家之首。罗什译经文义圆通、内容信实、字句流畅，在中国译经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据《高僧传》卷二载，“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家世国相。什祖父达多......时符坚僣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符坚建元十三年岁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耆诸国......符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苌僣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苌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广庭。逍遥园葱变为茞。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

罗什父鸠摩罗炎出身天竺望族，后至龟兹，生罗什。罗什七岁随母出家，初学小乘，后改学大乘。他游学天竺，遍参名宿，博闻强记，博通大小乘经论，誉满五天竺，名闻西域国，其事迹汉地也有流传。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攻伐焉耆，继灭龟兹，将罗什劫至凉州。三年后姚苌杀苻坚，灭前秦，吕光割据凉州，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达十六七年。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罗什入长安，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之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说法。

鸠摩罗什大师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期间，译出经论35部，有《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等,所译经典极为广泛，包括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和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观派论书。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经典绵延流传历经1600多年而不衰，在中国译经和佛教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用典之十：苻坚礼敬道安⑩。

释道安(312-385)，前秦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常山扶柳（今河北省冀县境）人氏，出身于世代英儒之家。世乱致父母早丧，从小由外兄孔氏抚养，十五岁时能通达五经文义，继转而学习佛法。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于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得遇佛图澄大师，澄大师对其非常赏识，遂事佛图澄为师，学习禅法。后因战乱转至襄阳，研究般若学，后又转到长安主持译经事业。他研究般若义理，创立本无宗，是当时的般若学大师。道安备受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的礼遇推崇，苻坚为了得到他的辅佐，不惜发动战争。

据《高僧传》卷五载，“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符丕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

《高僧传》里说，前秦苻坚早就听说过道安的大名，常常说：“襄阳有个高僧道安，是个非凡的人物，我想让他到我们这边来，让他辅佐朕。”随后苻坚派苻丕五领兵攻占了襄阳，将道安和朱序等人都送到长安。苻坚对仆射权翼说：“我派出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半人。”权翼问：“为了得到谁?”苻坚说：“安公一个人，习凿齿算半个。”待他们到长安后，住在五重寺，僧众有数千人。

道安博学多识，以才辩文学著称，文章为当世所重。其对佛教的译经事业也颇多贡献。道安先后主持和监译了《四阿含》、《阿毗昙》等经共百余万言。他对以前的译本作了校订和整理工作，并编出目录。其提出的翻译文体问题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后世影响颇大。他编纂的《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该书在校阅群经的基础上，对各经译者和翻译年代进行严密考订，并且严格辨别真伪，评定新旧，收录后汉至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历时约两百年间的汉译佛典与注经作品，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道安录》问世后，其他经录亦相继出现，但大体而言都是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扩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为整饬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

道安对佛教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据《高僧传》卷五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道安以前，中土沙门皆从师姓，师来自天竺则姓"竺"，来自月支则姓"支"，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入中国，经中果然记载:"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之见，与佛经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统一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另外，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也是对中华佛教的又一突出贡献。

道安在佛教义理的研究上也有突出成就。道安的前期主重禅学，后期则转向般若学。他阐释的佛教般若思想，对人们认识佛教的本原思想以及佛教的中国化道路依然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道安是一代高僧，是杰出的学者，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完人”。他一生的成就对中国佛教后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用典之十一：齐主师崇上统?。

齐主师指北齐高祖文宣皇帝高洋，统是北齐的僧官。北齐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昭玄寺的长官由皇帝任命，俗官无从插手。高洋曾任法上为大统，这里的上统即为“法上法师”。

法上:“(495-580)北朝僧。朝歌(河南淇县)人，俗姓刘。九岁能读涅槃经，萌发出尘之志。十二岁投道药禅师出家。专心务道，神气高爽，通晓词论，世称'圣沙弥’。后依慧光律师受具足戒。精通义理，乃应众之请，讲十地经论、楞伽经、涅槃经等，并各撰文疏。四十岁，游化怀、卫州。因魏大将军高澄之奏请，乃入邺都任僧统，掌理僧录。及北齐兴起，文宣帝尊为国师,事之如佛。于魏、齐二代，历任昭玄曹僧统，主管僧侣事务近四十年，所辖之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高句丽丞相慕其名，派僧来问佛陀之诞生年月、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等。北周武帝灭佛法难之时，师潜隐俗服，而持业如常。大象二年，诵维摩诘经、胜嚣经，卷讫而示寂，世寿八十六。著有增一数法四十卷、大乘义章六卷、佛性论二卷、众经论一卷等。弟子有慧远、法存、道慎、灵裕、融智等。②”

高洋：“北齐初代皇帝（550～559 在位）。名，庙号显祖。在位时佛教隆盛，设有僧官管辖僧尼四百余万、寺院四万余。帝曾诏请国师法常宣讲涅槃经，任昙延为昭玄统，并诏命僧稠于邺都建造云门寺。且设置昭玄十统，任命法上为大统，以统领僧尼。禁止人民屠杀，每月六回，一年三回定期斋戒。即位之初颇为留心治术；之后，以功业骄矜，肆行暴虐，无故杀人，习以为常。③”

另据《广弘明集》(唐京兆释道宣)卷第四载，“昔金陵道士陆修静者......托以襟期冀兴道法......帝惑之也。于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诸沙门与道士学达者十人。亲自对校......帝命上统法师与静角试,上统曰:方术小伎,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虽然天命令拒,岂得无言。可令最下坐僧对之。即往寻觅。有僧佛俊一名昙显者。不知何人。游行无定。饮啖同俗。时有放言。标悟宏远。上统知其深量。私与之交。于时名僧盛集。显居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于上统。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饮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舆将来。于是合众皆惮而怯。上统威权不敢有谏。乃两人扶显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饮酒大醉。耳中有所闻云。沙门现一我当现二。此言虚实。道士曰。有实。显即翘一足而立云。我已现一。卿可现二。各无对之。显曰。向祝诸衣物飞扬者。我故开门试卿术耳。命取稠禅师衣钵祝之。诸道士一时奋发共咒。无一动摇。帝敕取衣。乃至十人牵举不动。显乃令以衣置诸梁木。又令祝之。都无一验......帝目验藏否。便下诏曰。法门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为本......其道士归伏者。并付昭玄大统上法师度听出家。未发心者。可令染剃。尔日斩首者非一。”

这段文字记载涉及中国历史上况来已久的佛道之争，是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15次佛道的辩论之一，大致内容如下：

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文宣帝敕召沙门与道士对辩。佛、道双方各有宗师十数人上殿辩论，道方以金陵道人陆修静为代表，佛方以上统法师为代表。起初，陆修静的弟子祝诸作法，竟使僧人们的衣物或飞或转、在梁木上或横或竖，参辩的高僧们没学过方术无一能对。朝臣士子遂以为陆修静的弟子获胜，在场的道士也都欢呼雀跃，夸称“沙门现一，我当现二”。后文宣帝命上统法师与陆修静比试，上统回话称：“方术小伎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然天命令拒，岂得无言？可令最下坐僧对之”。即命在最末座的一位法名叫昙显的和尚出列比试。这位昙显现场喝得酩酊大醉，“昂兀而坐”。两名待者扶昙显上台，昙显笑称：“刚才我饮酒大醉，耳中听到：“佛门现一，道方当现二，此话当真？”道士说：“当真”。昙显即翘足而立，说：“我已现一，卿可现二。”把双足都翘起来自然无人能做到。昙显又说：“刚才祝诸道长让衣物飞扬起来，现在让我再试试吧？”叫人再取来禅师的衣服，让道士们再次做法，这回任凭诸道士一齐奋发祝祷，但是衣服却一动不动。文宣帝命令把衣服拿上来，但是十几个人都拉不动。昙显又叫把衣服放在梁木上，又让道士们念咒，但仍无一应验。道教辩败，佛教获胜，于是文宣帝便下诏，命道士削发为僧，遂齐境“国无两信”。

从《广弘明集》等古籍记载中可以看出，北齐高祖文宣皇帝高洋还是非常重视佛教的，且实施了诸如健全僧尼管理机构、建造寺院、宣弘佛法、禁杀斋戒等推动佛教发展的措施。

用典之十二：裴相了心于黄檗?。

裴相指唐朝中晚期名相、书画家裴休，黄檗乃唐代大乘佛教高僧。

裴休（791年—864年），字公美，河内济源（今河南济源）人。唐穆宗时登进士第，历官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中书侍郎、宣武节度使、荆南节度使等职，晚年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少师，去世后追赠太尉。裴休对佛教信仰相当虔诚，与禅宗有深厚因缘，世称“河东大士”、“宰相沙门”。他一生中，与黄檗希运、沩山灵佑、圭峰宗密等多位佛教高僧均有密切往来，其中以黄檗禅师为最。

黄檗（？- 855年），别名黄櫱、黄檗希运，号称黄櫱禅师，是唐代靖州鹫峰（今江西省宜丰县黄檗山）大乘佛教高僧。 黄櫱系曹溪六祖之谪孙，初居高安黄蘖山，故又称黄蘖禅师。黄檗禅师开创了临济宗禅风，而于五家七宗中，临济宗风最为强劲，其禅法特色影响久远，是中国禅宗中波及面最大、渗透力最强的宗派。 黄檗希运门下学人常达千余众，其中有两位著名的俗家弟子，一为唐宣宗李忱，一为名相裴休，此二位在中国禅宗史上都是重要人物。

据《五灯会元 》（宋·普济）载，“相国裴休居士，字公美，河东闻喜人也。守新安日，属运禅师初于岭南黄檗山舍众入大安精舍，混迹劳侣，扫洒殿堂。公入寺烧香，主事只接。因观壁画，乃问：「是何图相？」主事对曰：「高僧真仪。」公曰：「真仪可观。高僧何在？」主事无对。公曰：「此间有禅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执役，颇似禅者。」公曰；「可请求询问得否？」于是遽寻檗至，公睹之欣然曰：「休适有一问，诸德吝辞，今请上人代酬一语。」檗曰：「请相公垂问，」公举前话，檗朗声曰：「裴休！」公应诺。檗曰：「在甚么处？」公当下知旨，如获髻珠。曰：「吾师真善知识也。示人克的若是，何故汨没于此乎？」寺众愕然。自此延入府署，执弟子礼，屡辞不已。复坚请住黄檗山，荐兴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顶谒，或渴闻玄论，即请入州中。公既通彻祖意，复博综教相，诸方禅学咸谓裴相不浪出黄檗之门也。至迁镇宣城，还思瞻礼，亦创精蓝，迎请居之。”

裴休任洪州刺史时，结识了黄檗希运禅师。当时，希运禅师在黄檗山大安精舍隐修，终日混迹于僧众之中，做一些诸如扫洒殿堂之类的杂务，人莫测其深浅。一日，裴休入寺烧香，寺院主事僧负责接待。在参观一处壁画的时候，裴休问：“是何图相？”主事僧回答道：“高僧真仪（一位高僧的肖像）。”裴休问道：“真仪可观，高僧何在？”主事僧无言以对。裴休又问：“此间有禅人否？”主事僧道：“近有一僧，投寺执役，颇似禅者。”裴休道：“可请求询问得否（请他来问一问，好吗）？”于是，主事僧急忙把黄檗禅师叫来，裴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黄檗禅师，心里很高兴，于是对黄檗禅师道：“休适有一问，诸德吝辞，今请上人代酬一语。”黄檗禅师道：“请相公垂问。”裴休于是把刚才的问话重复了一遍。黄檗禅师大声喊道：“裴休！”裴休应诺。黄檗禅师道：“在甚么处？”裴休当下知旨，如获至宝，欣喜不已，连声赞叹道：“吾师真善知识也！示人克的若是，何故汩没于此乎？”寺院僧众都愕然不已。于是延请黄檗禅师进入府中，执弟子之礼。自此之后，裴休无论做京官还是地方宫，都与黄檗禅师保持密切的交往。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裴休在钟陵县（今江西进贤县）迎请黄檗禅师上山，将其安置于龙兴寺，以便早晚向黄檗禅师问道。在这期间，裴休还将黄檗禅师与自己的日常对话编辑为《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简称《传心法要》）。大中二年（848），裴休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为宫，又将黄檗禅师请到开元寺居住，以便就近随时问道。裴休又将这个时期两人的相互问道纪录为《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简称《宛陵录》）。这两部书是禅门中重要的著述，是研究黄檗禅师和裴休佛学思想的重要史料，历来为禅门所推重，而其中之开示、公案均为学禅人之圭臬。

裴休在《传心法要》序中，高度评价黄檗禅法：“独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印；唯传一心，更无别法；心体亦空，万缘俱寂。如大日轮升虚空中，光明照耀，净无纤埃。证之者，无新旧，无浅深；说之者，不立义解，不立宗主，不开户牖。直下便是，运念即乖，然后为本佛。故其言简，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如此评价，足见裴休对黄檗禅师真可谓相濡以沫、推崇备至。

黄檗禅师的禅学思想深得马祖、百丈洪州禅法之精髓，在接化学人方面，他承接了由马祖发端的喝、打等手段，又因势创新，故其接引之法更见单刀直入，机锋峻烈，棒击喝问，语势兼用，以此截断学人情解，独树洪州禅风，经久不衰，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黄檗禅师不仅仅是洪州禅的继承者，更是临济法门的先驱，他的禅法直接影响了临济禅的形成，开创了一代临济宗风。其功绩在佛教史上永远是熠熠生辉的。

用典之十三：昌黎求法于大巅?。

昌黎指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韩愈，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大颠指唐代著名高僧大颠和尚。

大颠（732～824年），唐代佛教曹溪派系高僧，俗名陈宝通。唐开元二十年(732)出生于今广东潮阳，幼年好学聪慧，潜心钻研佛学。曾与药山、惟俨同游南岳衡山，参拜石头希迁和尚，得悟禅机。后创建灵山禅院，弘扬曹溪六世禅风，弟子千余人，自号大颠和尚。其影响颇为深远，历代对其评议者众。王安石《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就十分推崇地说:"有若大颠者，高材能动人。"为他撰传的也不乏其人。历代朝廷也对他很为器重。早在长庆二年(822年)，唐穆宗就赐额灵山寺为"护国禅寺"。韩愈尝问道于大颠禅师，并留衣致敬，成为千古佳话。

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倡导古文运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韩愈的谏迎佛骨，是中国历史上儒佛矛盾斗争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在当时没有明显的实际效果，但他的尊儒反佛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朝是佛教最为兴盛的时代，无论朝堂还是民间都非常信仰护持佛教。韩愈看到时下儒学衰微，欲为佛家所替代，于是以儒家道统自居，以尊儒排佛为己任。当时唐宪宗非常崇信佛法，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入宫供养。一日，殿中夜放光明，早朝时群臣都向皇帝祝贺，只有韩愈不贺，并且说：‘此光是神龙护卫之光也，非佛之光。’并呈<谏迎佛骨表>，斥佛为夷狄，触怒了对佛教虔诚信仰的宪宗皇帝，于是被贬到潮州当刺史，后遇到了大颠禅师，留下一段禅门美谈。

据清乾隆《潮州府志》记载，“元和十四年，刺史韩愈贬潮州。远地无可与语，闻大颠名，召至，留十余日，谓其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海神，至潮阳，遂造其庐。未几移袁州，复留衣服为别。”

韩愈刺潮后，闻大颠精通佛学、文学，遂修书邀其至潮州相晤，大颠欣然接受，会韩愈于潮州。虽见解有所不同，但交谈甚欢，韩愈认为大颠“颇聪明，讲道理”，甚为投机。在与大颠结缘后，韩愈又多次莅临潮阳灵山寺及东岩访晤大颠，对大颠的学问操行十分敬佩。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云：“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语者，故自山召至郡，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往来。”

与大颠的交往，改变了韩愈对佛教的一些看法，也给了韩愈极大的教益，使其心悦诚服。宋代的黄鲁直也曾说：“退之见大颠后，作文理胜，而排佛之辞为之沮。”在离潮转任袁州前，他还特地到灵山寺与大颠告别，并以官服相赠。此后大颠一直将韩愈的官服带在身边，直至圆寂，后人在赠衣处建“留衣亭”纪念，成为儒释交往史上的佳话。

韩愈与大颠禅师之事，在《韩子外传》中也有载。世传有诗句:“一见大颠和尚后，文豪毕竟也低头；宋儒亦曾咏诗道: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以似，数书珍重更留衣。”

用典之十四：李翱道问药山?。

李翱(772-841年)，字习之，唐朝时期大臣、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因谥号为文，故称李襄阳、李文公。曾从韩愈学古文，推进古文运动，其文章辞致浑厚，受到时人推崇。思想上受韩愈影响，崇儒而排斥佛老。后得遇药山惟俨禅师，了顿本心，改变了他对佛教的看法。后著《复性书》，书中主张的心性说及其修身养性的方法都受到了佛教禅宗的显著影响。韩愈阅后也为之感叹，“吾道萎迟翱且逃矣。”

惟俨(737-834年)，俗姓韩，别号药山，唐代高僧，石头希迁禅师法嗣。惟俨是禅宗南宗青原系僧人，曹洞宗始祖之一，他是联系马祖道一禅系和石头希迁禅系的重要禅师，在禅宗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文宗赐谥弘道大师。

《宋高僧传》卷第十七 唯俨（唐朗州药山）载，“元和中李翱为考功员外郎。与李景俭相善。俭除谏议荐翱自代。及俭获谴。翱乃坐此出为朗州刺史。翱闲来谒俨。遂成警悟。又初见俨执经卷不顾。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倡言曰。见面不似闻名。俨乃呼翱应唯。曰太守何贵耳贱目。翱拱手谢之。问曰。何谓道邪。俨指天。指净瓶曰。云在青天水在瓶。翱于时暗室已明疑冰顿泮。寻有偈云。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相问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又偈。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

《宋高僧传》卷第十七记载，李翱到药山初访惟俨时，惟俨“执经卷不顾”，侍者提醒他“太守在此”。李翱性急，便高声喊道:“见面不似闻名”。意思是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不过如此。”于是惟俨便直呼其名，李翱随之答应。惟俨说：“太守何贵耳贱目”,李翺听了，忙拱手答谢并问道:“如何是道？”这是想探询佛教对“道”的见解。惟俨则运用禅宗接引学人惯用的隐喻方法，用手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上的净瓶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意思是道可意会而难言传，它是真实自然，就像云在青天，水在瓶一样。李翱听了，当即警悟，就如同"暗室已明，疑冰顿泮"，立即作偈一首，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相问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后药山一夜登山经行，忽然云开见月，遂而大啸。李翺闻此事后又作一偈为：“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

月下披云，药山一啸，声远数十里，可见他的禅与日常生活已打成一片。此一啸正是悟证天地至理而无法言说时的抒怀。大道无言，故无余说，既无余说，便于长啸。李翺知道这就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亲身示范，这也是禅家之风范。药山禅师精于文字般若，教化李翺自然驾轻就熟；李翺于药山处悟入，以诗描摹了药山禅师之风骨。此一段佳话，为禅林平添了不少风流。

用典之十五：山谷禅恭佛印?。

山谷指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佛印是宋代名僧，宋神宗钦仰其道风，赠号"佛印禅师"。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据说，黄庭坚对佛法很感兴趣。他曾经跟随晦堂禅师参禅，但没有得到开悟。他遇到佛印禅师后，就想向他请教。佛印禅师知道黄庭坚是一个才高八斗的人物，就想考验一下他的心性。他让黄庭坚参一句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是“你们以为我有什么秘密吗？我没有对你们隐瞒任何事情。”黄庭坚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就回答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对自己的弟子表示了信任和坦诚。”佛印禅师摇头说：“你只知道字面上的意思，不知道其中的玄机。你要把这句话放在自己身上想一想。”黄庭坚不解，就问：“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想呢？”

佛印禅师说：“你要问自己：‘二三子以我为隐乎？’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心事或者烦恼呢？如果有，那就是你的障碍和束缚。‘吾无隐乎尔’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心事或者烦恼都放下，不要让它们影响你的清明和自在。这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佛法。”黄庭坚听了佛印禅师的解释，顿时觉得豁然开朗。

苏轼、黄庭坚与佛印和尚，被后人称为“北宋三贤”，三人亦师亦友，情谊笃厚，常在一起吟诗作赋，谈经论道。他们的故事颇多，且被后人传为佳话。

古人写作，多善用典，其广识博学，多见文采风骨。恰到好处的用典不但能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也使文章更加丰富、深刻、传神。

而此碑刻中所引佛教典故大都和皇族显贵、统治阶层及文化名人有关。封建专制统治下，皇帝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对佛教的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佛教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之一，只要在封建统治能够实施的有效控制范围内，统治阶层便会利用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至于文人学士，他们对于人生的体验和境遇的感悟，本来就比常人真切且深刻，而佛法对于宇宙人生的阐明，也能够满足文人学士对真理的追求。佛教的人文内容，给文学注入了活力，历来有成就的文人，大都受益于佛教，承载了佛教的那种超然豁达。因此，佛教入传中土以后，历朝历代均被达官显贵和风流名士所推崇，与之相关的佛教典故、传说也以不同的方式被记录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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